□郭长敏
帝辛之功
成汤所打下的商朝600多年的江山,败在了商王帝辛手里,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商王帝辛虽是亡国之君,却也是一代枭雄,他在历史上有功于民族,特别是在政治改革和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方面,起码有五大功绩:
第一,开拓东南沿海地区,促进民族发展。帝辛对东夷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平定和统一,对商民族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后来的商人经营东南,向南迁徙,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来说具有巨大意义,这是帝辛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建立的不朽功绩。
第二,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商朝末期创造了辉煌的商代文明和中原文化,包括在建筑方面,青铜、玉器的制作工艺方面,音乐的提倡和创造方面,甲骨文对文化传播和记载历史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三,在当时相对落后的东南区域传播了先进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徐、楚、吴、越各国传世古乐器很多,器铭大都四字为句,与北方各国传世古乐器铭大致相似,可见中原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战国时期出现了“楚辞”,这和殷商文化的南下是分不开的。
第四,用人唯才。周人以“登用小人(身份低贱的人)”攻击商帝辛,但这是一种进步表现,是治理衰敝的革新措施,为商王朝末期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第五,解放奴隶。商王帝辛在位时不杀奴隶,用俘虏当兵,让他们种地,有本事的还被提拔重用,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帝辛之“过”
商王帝辛的失败有四条原因:
第一,殷王室内部的分裂。帝乙把王位传给了少子帝辛而不传长子微子启,朝廷分为两派,箕子、比干、微子启等人不断向帝辛发起进攻。
第二,纣克东夷后,骄傲自大,刚愎自用,听不得名相贤臣的劝谏,耽于酒色,生活奢侈糜烂,横征暴敛,导致众叛亲离。
第三,对东夷长期征战削弱了国家力量,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导致了平民和奴隶的反抗。
第四,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把主力部队长期放在东南沿海,导致朝歌内城空虚等。
政治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之初,就作过多次灭纣总动员,历数殷纣王的罪状,说他的罪恶超过了夏桀,自绝于天,不可不伐。武王是为了笼络联军之心,一举灭商。商朝被推翻以后,周朝还要巩固政权,新的统治者绝不会说前朝天子帝辛的好话,势必要往他身上泼脏水,把帝辛搞得身败名裂。
到了战国时期,诸子各家为了在“百家争鸣”中崭露锋芒,说话喜欢走极端。他们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论点,以便游说诸侯,有时甚至不惜为此伪造历史,添油加醋。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924年对纣王的所谓罪状进行了梳理和考证,他提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加20条,西汉增加21条,东晋增加13条。现在传说的纣之恶是层层叠加起来的,时代愈后,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他举例说:(一),纣造鹿台的高度,是《新序》所说的一千尺,还是《帝王世纪》所说的一千丈呢?(二),被帝辛斩胫的人,是《水经注》所说的老者,《淮南子》所说的才士,还是《补史记》所说的壮士呢?(三),被帝辛剖腹的孕妇,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平常人,还是《帝王世纪》所说的比干之妻呢?(四),给文王吃的人肉羹,是《吕氏春秋》所说的梅伯的,还是《帝王世纪》所说的伯邑考的呢……对比史书,就能发现自相矛盾。
近日,山东聊城的一个“文化部落”指责商王帝辛是“千古暴君”,列举了一大堆罪名,今撰文《为商王帝辛辩》,给帝辛讨个公道。
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心。到了汉朝,刘向说帝辛剖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干脆说纣王除了剖开比干的心外,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想看看胎儿的形态。
至于帝辛最著名的“肉林酒池”、“炮烙”,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记载,春秋时也没有,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首次描绘的,而且还非常具体,把帝辛亡国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这是韩非子的浮浅与片面之处。
到了西汉,司马迁也是个大手笔,继续给历史加调料。他在韩非子“肉林酒池”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的色情色彩,从而使他的文章更加生动引人。
司马迁的《史记》,是根据《诗经》、《尚书》等先前史料的记载写就的,而这两部书又都经孔子站在周朝的立场上加以增删和整理,会为谁说话,自然是不言而明。
《封神演义》是明朝文人许仲琳写的一本神魔小说,主要是借商纣王来揭露明朝统治者的罪恶。作者以宋元讲史话本《武王伐纣》为基础,同时也根据民间传说加以虚构,他笔下的帝辛沉湎酒色,更像嘉靖、万历皇帝的作为。至于根据《封神演义》改编的电视剧《封神榜》,更是重点演示了被苏妲己色诱的帝辛的暴虐无道。一书一电视剧,把帝辛说得坏到家了,帝辛的暴虐,至此更是妇孺皆知。
推翻冤案
实际上,自春秋以来,就有不少名人、学者替商王帝辛说公道话。
荀子在《荀子·非相篇》说帝辛“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又说:“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谬,后世言恶,则必稽焉。”这里所说的“言恶必稽”,分明看出桀、纣负了种种恶事的责任,为无数恶人当了代表。但话并没有说破。
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也是这个观点。他说:“殷帝之过假于夏桀之过也”,“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认为,纣王不像夏桀那么坏,讨伐纣王的人害怕坏名声落到自己头上,所以极力宣扬自己,诋毁纣王。
到了明朝,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指出,纣王之罪与夏桀王之罪如出一辙,完全是抄袭而来的。夏桀王有肉林酒池,商纣王也有肉林酒池;夏桀王宠信妹喜,商纣王宠信妲己;夏桀王囚禁成汤,商纣王囚禁姬昌;夏桀王杀关龙逢,商纣王杀比干……纣王之罪明显是模仿夏桀之罪。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假如周武王果真是仁人之君,那么仁义的周武王在攻打不义的商纣王时,怎么还能让战士们的血把臼里的木棒漂起来呢?
毛泽东很赞同孟子的说法,还说“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在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
当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当年来安阳时,曾赋诗多首为帝辛鸣不平:“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肇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他还说:“实际上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之大。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向东西部发展,是纣王的功劳。”他有一首谈纣王的诗,也表露了这种心情:“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先驱。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中原文化殷始创,殷人鹊巢周鸠居。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帝辛开其初。方今人民已做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蹰。”
郭老先生的这首诗,我看了多遍,想了许多。历史事实表明,帝辛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他也是位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是解放奴隶的先驱,是位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可是,他的旧案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翻不了呢?为什么如今有的人还说商王帝辛是“千古罪人”呢?一是因为“唯书,唯政治背景,就是不唯史实”。二是宣传不够,尤其是在我们当地。难道让这段历史就这样一直错下去吗?莫若像郭老所说,“推翻旧案莫踟蹰”。
正本清源
由于历史久远,商代遗存下来的史料甚少,再加上先人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人为加以篡改,更使得这段历史模糊难辨。
远的说,《尚书》、诸子百家争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记》对此都有一定的责任;近的说,明朝那本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影响极坏,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正本清源。
《尚书》里面的所有篇什,几乎都是当时的官方文件,不少是一面之词。以商周那段历史为例,里面记载了西岐方面以及后来投靠西周的微子启等人对帝辛的指控,却偏偏没有主要当事人帝辛和妲己的言论,也没有一般民众对帝辛的看法,更没有据称被帝辛迫害的那三个殷商政坛要角——箕子、商容和比干如何劝谏帝辛的记载。
假如说,这是一场历史审判的话,这三个人是最为关键的证人。然而,《尚书》里有关他们与帝辛之间的意见分歧,恰恰是完全缺失的。只有控方的控诉,没有辩方的声辩,也没有主要证人的证词。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缺失,致使后来的《史记》及其诸多注释中对这些主要证人的描述,会离谱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至于后来《封神演义》所展示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虿盆”,更是只有生活在东厂、西厂恐怖之下的明朝人才想得出来的残暴,在帝辛的荒淫暴虐形象塑造上完成了最后一笔。
就《尚书》(除了《伪古文》)本身而言,也只记载了周武王给帝辛定下的六条罪名:一是酗酒。其实,当时商朝农业比较发达,酗酒是当时的风气,并不是帝辛一个人的恶习。二是不用贵戚旧臣。实际上,这是因为以帝辛之兄微子启为首的一部分原来手握重权的人,在帝辛即位后没有掌握重权,心怀不满,被周人利用宣传。三是“登用小人”,这更是滥加罪名。破格用人,提升奴隶为大夫卿士的确是帝辛,但这应该是进步的措施,也正是帝辛任用的“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他三征东夷。而且,早于他的武功极盛的成汤和武丁,也都曾破格用人。四是听信妇言。其实,据史料记载,殷代有能力的女性在政治舞台上是很活跃的,如武丁的妃妾妇好能带领万千人去打敌人,像这样的妇言为什么不能听?五是说纣王“信有命在天”,而第六条罪状又说他“不留心祭祀”。其实,要殷代人不信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说殷帝辛不祭祀先祖更是捏造。出土的卜辞证明,帝乙、帝辛时的祀典在殷代是最为完备的。
在春秋时,关于帝辛的罪状还只限于“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