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于改革年代

  开拓创新意识强

  分析认为，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勇于开拓创新，是“70后”厅局级干部最重要的特征，他们年富力强，接受新知识快；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具有国际眼光，管理能力和决策力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这正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亲历了一个变革、发展的时期。他们亲历了布票、粮票从广泛使用到退出历史舞台，亲历了计算机、手机从稀有之物变成必备工具，也亲历了每月工资从几十元到几千元的变化过程，需要充分重视这样的成长经历对他们个性形成的影响。”谈宜彦说。

  这样的成长经历将带来什么？刘俊生认为，“70后”厅局级干部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参加工作的，在20岁到40岁之间，他们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进程，一路走来，不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管理领域内的各项改革，他们不仅耳闻目睹，更多人甚至是亲身参与者，这使得他们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拥护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开拓创新一心一意谋发展。

  于是，人们看到，“70后”厅局级干部就任，普遍提出要重视发展和壮大地方经济，并且非常重视创新和环保的思路和做法。比如湖北省孝感市市长滕刚在当选感言中提出，要为把孝感建设成为“经济实力强、城市品位高、生态环境优、区域影响力大、人民幸福指数高”的武汉城市圈副中心城市而不懈努力；新疆阿勒泰地委书记刘剑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用绿色发展理念拓宽这个素来以矿产资源为优势的城市的发展思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表示，毫无疑问，“70后”厅局级干部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将自始至终秉承改革开放的意识，他们从思想上愿意了解世界，不会拘泥守成，也不会过多纠结于意识形态的争执，这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印记，这一特征也终将以他们更为开放的施政方式回馈于这个时代。

  根据公开的资料，一批“70后”的厅局级干部崭露头角，走上地方党政领导的岗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0位“70后”担任了地市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

  有关人士认为，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未来的干部无论知识素质还是专业素质都会越来越高，尽管“70后”厅局级干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尚处于起步阶段，但预计未来10年内他们将会成为主力军，乃至领跑者。

  受教育程度高 专业素质较强

  步入政坛较早 团干经历者多

  9月8日，拥有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的滕刚，当选为湖北省孝感市市长，他的出生年份是1970年6月。

  根据公开的资料，和滕刚一样，一批“70后”的厅局级干部崭露头角，走上地方党政领导的岗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0位“70后”担任了地市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

  年纪轻、起步早，这是记者就“70后”厅局级干部状况采访多位业内人士时，他们的共识。

  分析显示，从人生履历来看，“70后”厅局级干部中，部分人是从共青团干部成长为地方党政领导的。从团的工作转向各地党政领导的位置，是不少“70后”干部的成长路径。

  比如生于1970年的新疆阿勒泰地委书记刘剑，曾在2002年至2009年间，在共青团北京市委任职，经历了负责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等重大任务的磨炼。平时，这位山东籍“70后”地委书记的裤兜里，总塞着一小布袋的奶疙瘩，当地人都说，这么呛的奶疙瘩都吃得下，看来他适应得很快。

  另外一些“70后”干部，如今已经成为地方行政的一把手：原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孙爱军，现担任菏泽市市长；原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李晖，现担任怀化市市长；原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王少峰，现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长；原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刘道刚，现担任天津市河东区区长；原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李跃旗，现担任上海市金山区区长；原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陈东，现担任广东省揭阳市市长；原共青团甘肃省委副书记柳鹏，现担任甘肃省嘉峪关市市长；原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高宏彬，现担任本溪市市长……

  “‘70后’厅官的成长轨迹，与‘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的轨迹有相类似的特点，比如较常见的晋升路径中，包括了从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生说。

  “不少‘70后’厅局级干部起步于上级机关，是在上级机关发现后提拔、平调到下级机关任职后被一步步地提拔起来的，有的还有在共青团系统任过职的经历，这种选拔、重用青年干部的途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应该看到，这些人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有知识、勤奋、稳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个人道德素养较好等，在理解贯彻上级机关的方针政策上较为精确、积极，但同时也需要不断丰富其基层经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分析说。

  受教育程度高是这批“70后”厅局级干部的显著特点。

  分析发现，“70后”的厅局级干部多数出生于1970年到1975年间，大多经历过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掌握了扎实的专业知识，有的还有出国学习和培训经历。

  这批人中，不少人出身名校，有些人还拥有博士学位。比如贵州黔东南州代理州长廖飞，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气技术专业。江西省新余市市长刘捷，从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资源产业经济专业毕业，有博士学位。

  虽然年轻，并且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花费了数年时间，这批“70后”厅局级干部同时还具备了在专业技术领域的丰富实践经验，因此脱颖而出。比如广西南宁市市长周红波，1992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农业昆虫专业。此后10年时间，他一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工作，直到2002年9月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原常务副校长谈宜彦曾主持过一项调研，通过座谈、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对100多名“70后”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专题调查。他告诉记者，这批人是教育和人事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实践证明，“70后”领导干部既有一定的知识、能力和经验积累，又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他们往往能够综合考虑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做人与做事的问题，能够理解社会不同年龄群体的思想状况和利益诉求，在推动科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大起大落者少

  基层经验需加强

  “他们仍然需要更多地经风雨、见世面，他们面临的复杂局面和尖锐矛盾还不算多，还需要进一步接受历练。”前辈人士这样的评价，其中蕴含疑虑，当然更多的是期许。

  “70后”厅局级干部，是他们这个年龄段人群中的佼佼者，组织部门在选拔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基层工作经历的重要性，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有着较为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而这些基层工作的经验，也正是他们获得提拔的重要优势之一。

  “总的来说，他们的人生还是没有经过太多的磨难，很少经历过大起大落，另外，他们在基层的锻炼相对较少，一些人走出校门就进了机关门，经历过农村最为艰苦的磨练者少，对社会底层的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些问题将会是他们未来发展的短板所在。”汪玉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70后’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厅局级的主力，其中意志坚定的优秀者还有可能进一步走上更高的岗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未来政局的走向。对于他们，更需要严格要求，加强锻炼和教育，使之能经得起权力和地位的考验、增强群众观念，从而使他们的施政能力在实践中淬火提质。”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