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10月以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先后顺利进行了换届工作，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地方组织基础。此次地方换届的突出年龄结构特点是：“50后”仍然是中流砥柱，“60后”表现为年富力强，“70后”开始崭露头角，年轻干部的成长梯队基本形成。

  百余位“60后”任省委常委

  在本轮地方换届过程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后”省委常委所在的群体格外受到关注。据统计，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换届工作结束后，共产生1960年（含）后出生的省级常委近120位，约占所有省级常委人数的30%，其中最年轻者是1968年7月出生、年仅44岁，目前担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杨岳。

  目前，已有百余位“60后”担任省委常委，其中6位走上了省委或省政府一把手的位置，8位出任省委专职副书记。

  从本轮省级地方党委换届后的公开资料中分析可以发现，至少有30余位“60后”省委常委2002年时还仅为厅级副职，约占“60后”省委常委总人数中的1/4。从副厅级到副部级，虽然需要上两级台阶，但由于省委常委职能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完成了“三级跳”。

  “三级跳”现象在全国超过2/3的省份中都已出现，单省人数较多的是黑龙江。除了已调任河南的夏杰以外，还有刘国中、韩学键、杨东奇和郝会龙等4位“60后”省委常委。在2002年，夏杰任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国中和郝会龙均任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韩学键担任齐齐哈尔市副市长，杨东奇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但“跳跃”幅度更大的要属目前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的徐广国。这位1964年2月出生的干部在10年前还在县委书记的任上。

  年轻干部从哪里来？

  他们为什么能较早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年轻干部从哪里来？分析“60后”省委常委的公开简历，大致可以看出各省产生年轻干部比较集中的4个领域。

  首先是艰苦地区。从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后的结果看，“60后”省委常委涌现比较集中的，多是如新疆、内蒙古、西藏、贵州等边疆、民族自治区或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相比而言，艰苦地区往往存在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成熟度不高等情况。不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些不利条件又恰好为年轻干部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第二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在目前的“60后”省委常委中，较典型者如河北省省长张庆伟。他曾长期供职于航天科研机构，1996年（35岁）便获提任正局级。此外，王炯、陈肇雄、竺延风等多人都有曾在中央或省属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经历。相比较于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绩效指标更加清晰，人才晋升的体制机制更加灵活，这是有利于具备经营管理或专业特长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是中央机关。在我国的政治架构中，上一级机关与下一级地方党委政府的正副领导在职级上呈对应关系，但竞争的激烈程度则大不同。在中央机关内更容易解决“级别”。不过，机关干部外放地方，一般需要得到所在单位和接收地两方面的首肯，因此，地方同意接收的干部也往往是能技压群雄，综合能力较当地同龄或同级竞争者更加突出。

  第四是共青团系统。《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就决定了共青团的职能除了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以外，还是锻炼年轻干部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意味着团干部与相同级别的其他系统官员相比更容易显现出年龄的优势。不过，当团干部“转业”主持地方工作时，按惯例多数又会被“降半格”使用。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在全国各地市级党政机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70后”干部就已近30位。（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