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近日，一则名为“民工版新闻发言答记者问”的视频在微博上蹿红。在4分多钟的“讨薪发布会”上，“民工讨薪发言人”苗翠花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将自己的讨薪缘由、讨薪过程娓娓道来。（详见本报今日17版）

  两个字，痛心；三个字，太痛心。从跳楼跳桥讨薪到娃娃讨薪、拜河神讨薪，再到民工版答记者问的讨薪，我们不禁要问，讨薪难到底要把我们的农民工兄弟逼到何处，到底逼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把讨薪花样创新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法律、我们的职能部门、我们的一些官员才能知耻而后勇，彻底解决农民工的讨薪难问题？

  在中国的各个行业各个群体中，没有哪一个群体像农民工这样遭遇如此之难的讨薪。公务员没有，教师没有，白领没有，国企员工没有，私企员工也没有……对其他群体可以在薪酬偿付上尊重，对农民工不能，这说明不管是欠薪的单位，还是保障不让欠薪的职能部门，都没有平等对待农民工这一口头上的兄弟群体。

  在讨薪维权上，农民工兄弟又是如此尴尬。跳楼跳桥讨薪可能扰乱社会治安面临法律惩罚。在几个判例之后，为了避免“出师未捷身先死”，农民工兄弟开始了那种不用身陷囹圄又能赢得舆论关注的花样讨薪，而“民工版答记者问”则是这种讨薪方式的升级版。这样不断升级才能赢得关注的做法，总有一天会挖空农民工兄弟的讨薪创意，让舆论关注疲劳，而这一天将是农民工讨薪陷入死角之时。当维权需要杀死N多脑细胞、需要舆论关注才能推动的时候，法律尊严何在，法治体面何在？

  在舆论的关注下，“民工版答记者问”讨薪涉及的另一方——天津汉沽区民政局回应称，这个项目工资已于2009年全部发放，讨要工资一说是歪曲事实。但这一回应与视频内容相比，还不够扎实。为什么一方说结清了，一方说没有；一方说骗取国家资产，一方说法院已经判决……中间细节或许需要进一步探究，但一个农民工讨薪的法律问题，最终成了一个创意问题，并因此才走进公众视野，让诸多细节公开晾晒，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

  媒体关注固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处理问题时法律还是当然的主角；假如靠媒体关注才能让一个法律问题进入正常轨道的话，那么这是法律的悲哀，是社会的悲哀，也是文明的悲哀。

  从这个角度看，“民工版答记者问”的讨薪视频带给我们笑过之后的心酸和心痛，不仅是农民工兄弟的遭遇，还有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