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范珲想好了该如何劝说莫言的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旧居。

  “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成为了社会公共资源，“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作为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的管委会主任，范珲对说服莫言家人很有信心。

  范珲发愁的是如何种出万亩红高粱。在莫言的家乡，由于收益太少，高密当地的农民已不种红高粱。如同血海一般连绵不绝的红高粱早已成为记忆中的景象。

  “我估摸着一年要投入1000万元”，莫言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说，“钱从哪里来？”不过，他说自己丝毫不会犹豫，“赔本也要种”。

  这一系列设想，都与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有关。

  高密的“腰杆儿”

  高密酒桌上有了一条新规矩。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说，最近高密人在一起聚会。第一杯酒，肯定是“先为莫言老师获奖干一杯”。

  在他看来，这段日子高密人走在大街上，精神头都不一样，“带劲”。

  高密大街上挂了很多祝贺莫言获奖的横幅，在“莫言迷”张守云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应该从青岛机场一路挂过来”。

  文化馆的一条横幅颇有意味，“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

  在高密，“中国”和“世界”这两天不断地被提及。在莫言获奖的文化界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要淡化潍坊高密，多说“中国高密”。

  以前出省不好意思说是高密的，“以后大大方方的，腰杆儿挺直了，俺是高密的”。

  高密变了。

  高密诗人李丹平说，高密再也不是以前的高密了，“它是中国的文学高地，国家的圣地”。

  莫言家的胡萝卜

  “圣地”的中心是莫言家的老屋。

  平安庄挂起了30多盏红灯笼，进村的大桥刷了两遍漆。

  10月14日，莫言的旧居屋后竖了一个介绍莫言的大展板，但第二天就被拔掉了，“牌子上有几个错字”。周围是新种的柏树和杏梅树，树上漆了崭新的白漆。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土胚屋，五间房，狭小，逼仄，堆满了灰尘和杂物。

  正屋里有一台收音机，是莫言结婚时买的。这是屋里最值钱的电器，“第二值钱的就是手电筒了”。

  一拨拨的人进来，转不开时会默契地排队照相。不认识的人还彼此打招呼，“赶紧看，以后来就要收钱了”。

  院子的墙缺了一角。有人拿出相机合影，“这是历史”。

  院子里种了一行胡萝卜，被踩得七倒八歪，一个游客从地里挖出一根，塞在衣服里。出了门，拿着胡萝卜向村民展示，“莫言家的胡萝卜，莫言家的胡萝卜啊”。

  这个院落在2010年就被管委会纳入修复计划。范珲画好了图纸，找好了水泥，莫言的父亲管贻范担心打扰村民，又不喜张扬，给莫言打了电话。这事就此搁置。

  到如今，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

  管委会提交了投资50万元对旧居进行整修的规划。山东省旅游局派了专家来研究旅游线路。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剑智说，“这一切已经不是莫言一个人的事情了”。

  莫言的哥哥管谟欣对于修缮的事不愿再表态，这几天他总是显得很疲惫，“听政府的吧”。

  分一杯羹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的手机这几天几乎被打爆。不断有人询问：“能不能把我列为莫言研究会的理事？”

  此前，莫言研究会已有35个理事。毛维杰显得很为难。“门槛一定要提高”。

  10月15日，东营一所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来到莫言文学馆，要求建一个实习基地，学生可以来帮忙。他向同行的人比划着，“牌子要挂在这里，要快，不然以后就挂不下了”。

  高密当地的一些文化人士很担心外来者抢占莫言的资源。

  文化界人士李章合看到胶州电视台强调莫言是喝胶河水长大的，受胶河文化影响。他有些着急，“胶州都能把莫言往他们那里拉”，高密更不能落后。

  招商局局长王述忠10月15日就开会研究如何让莫言促进招商引资。他多次强调利用莫言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却表示，“还没想好具体怎么做”。

  商人在这方面总是能得风气之先。

  高密最大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冯涛决定将农家乐改名为“红高粱庄园”。饭店里的包间名称均与莫言小说有关，比如“红高粱”、“白棉花”等。

  10月13日，冯涛请来了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指导如何种植高粱。他准备明年春天和周围的老百姓进行股份合作，种上200亩弯头高粱。“高粱地里有故事”，他要把红高粱电影里的场景搬进高粱地。

  “万亩红高粱”计划

  冯涛错了。

  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等待这个机会很久了。他们的蓝图显得波澜壮阔得多。10月15日，管委会拿出了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

  这是一个需要投资6.7亿元的项目。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会种植万亩红高粱。在几天前，他们提出的还只是2000亩。

  范珲对这个项目颇有信心。“借莫言的东风”。虽然胶河治理这一项，他认为就要花费近两亿元。

  他希望能够成为政府的项目，再加上社会资金的投入，“三年一定能建成”。

  范珲也担心收益，尤其是万亩红高粱。现在要种一万亩红高粱，只能采取每亩地补贴1000块钱的方式，“把本先给农民”。“这1000万元先要扔出去”。

  目前，高粱很难发展产业，如果旅游不能赚回来。范珲也很明确地表示，“一时半会儿很难赚回来”。但是，他还是期待着政府同意这个项目。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10月11日，杨连才被街头的鞭炮声惊醒了。知道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经营旅行社的他激动得再也睡不着了。

  高密不是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没有山水，一马平川。杨连才说，平时做旅游的人在一起聊天，常常想，高密什么时候能掉下一个景点呢？

  机会来了。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就像是天上掉下的馅儿饼。

  杨连才这几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研发线路，争取外地游客，如何挖掘延伸和莫言有关的景点。

  他说，现在高密旅行社都在跃跃欲试，只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就等政府的消息了”。

  对于旅游线路，他说，已经有专家进行了考察。高密市旅游局也根据莫言的旧居在设计自助游和乡村休闲游的线路。

  在高密已举行过两次的红高粱文化节加上了旅游两个字。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局长邵春生认为，从此文化旅游节将成为高密的文化品牌。他总结出的“红高粱精神”，也被他称为“莫言精神”：吃苦耐劳，刚正不阿，谦逊。

  邵春生告诉莫言，这一次声势要大一点儿。要搞庆典活动，要有莫言的作品研讨。

  有了莫言，邵春生说，这个县级文化节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他希望有投资商能来建设莫言的文化产业。

  莫言说，希望不要太张扬，“搞大了让人家笑话”。

  喧嚣下的平静

  相对于政府的兴奋，莫言所在的平安庄的村民要平静得多。

  村民郭元礼是莫言小时候的好友，他靠在墙根，跟记者聊起和莫言下棋的往事。

  他还说莫言聪明，能背《本草纲目》。

  很少有人看过莫言的书。他们只知道莫言写了自己的村庄。

  莫言曾经在红高粱里写了村民王文义，写他胆小，耳朵被流弹擦破，自己却嚷着脑袋没了。

  村民说，那是真实的。王文义已经去世了，村民一提起他就会想到这段往事。

  王文义的儿媳说，莫言得了奖，他们也跟着高兴。王文义曾经有段时间对这么写他有点见怪。莫言给他买了瓶酒，安慰他说只是用了他的名字。他就不再不高兴了。

  村里人都知道，莫言得的奖是最大的奖，“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奖了”。

  莫言的叔叔管贻喜说，管家在光绪年间曾经中过探花，莫言这个比状元还要厉害。

  然后，他们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莫言为人随和，有人甚至说，“他好用”。什么事情，只要求到他，他很难拒绝。

  莫言的家人也是如此。莫言的老父亲90岁了，耳朵有点儿背，听不懂别人的问题，慌张中总带着些惭愧。

  他们接待一批一批的记者，尽力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只要记者离开，他们一定会送到门口。如果开车，送出门的人一定会站在那里，不停地招手，直到车开走。

  莫言从50岁之后，回高密的时间越来越长。

  回到高密，莫言喜欢背着手赶大集。逛市场的时候看到粮食一定要摸两把。

  得了诺奖之后，他说自己压力很大，忧虑重重。他希望一切能尽早平息，可以尽快进入创作的状态。

  莫言曾经对邵春生说，自己只有站在高密的土地上，创作才有感觉。

  他喜欢高密的平静。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