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某同学早恋了，上课心不在焉；某同学缺少父母关爱，故意逃学；某同学爱给人取侮辱性外号……在深圳南山区前海学校，每班都安排有两名“小情报员”，从事地下潜伏工作，注意观察同学情绪和心理变化，并定期向老师汇报，引发热议。（详见本报昨日11版）

  但凡是看过谍战剧的，对“情报员”应该不会陌生：他们潜伏在敌后打探情报，并向组织汇报。电影里“谍影重重”的情节，总能扣人心弦；可若将它移植到校园，难免让人起鸡皮疙瘩。是故，小学设“学生情报员”的消息甫出，惊起骂声一片。

  据当事学校解释，“学生情报员”纯属误读：它只是种“心灵互助”，为了增进孩子的心理健康，针对学生的心理疾病、情绪壁障，主动介入，开出“药方”。由此看来，它不乏良苦用心。

  只是，舆论似乎对此并不买账。这也难怪，当“学生情报员”的角色设定，游离在“揭露隐私”和“心理辅助”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引发负面想象。

  “童话大王”郑渊洁曾抨击小学班干部制度是在培养“汉奸”、“锦衣卫”，其特点之一是“告密”。在不少人的学生记忆中，“被告密”都是挥不去的隐痛：上课做小动作，或给人取绰号等，动辄就被老师喊出去谈话。到头来才知道，原来是被“盯梢”了。

  平心而论，将“学生情报员”视同作恶，失之偏颇。第一，他们与现实权力是“隔空运作”，也谈不上是真正恶意的构陷，只是迷信、服从于老师设定的某种规则；第二，若其职责主要是反馈同学的情绪起伏、心理波动，填补心理辅导的缺角，或有正面价值。人们的诟病，或许源自对“情报员”的标签化解读。

  窥探隐秘，总归是伦理上的“缺血”。对小学生来说，隐私权也该被尊重。可当“小情报员”潜伏其后，窃听他们的秘密时，他们也许会陷入“被盯梢”的焦虑中，心里蒙上阴影。

  这般风险，是完全存在的：年岁尚幼的“小情报员”们，毕竟不懂法理层面“保护隐私”的意义，若他们曝人隐私换来的是“被表扬”的甜头，“他人隐私”的重要性恐怕还抵不过一朵小红花。

  归根结底，“学生情报员”还是慎设为宜。导向仇视、功利的角色设定，终究无益于其公民意识的操练——包括尊重他人隐私，对厚黑规则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