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外地孩子在京“异地高考”的北京青年，和要求孩子在京参加高考的外地家长，在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外对峙。

  一边留恋的是飞速发展的北京城丧失的东西，怀着对北京的乡愁；一边追求的是相对公平的高考机会，不想在北京打拼10多年后，自己孩子的教育成为未知数。

  在法学家眼里，前者遗忘了基本的公平原则；而教育学家认为，一下子放开不现实，并可能导致新的不公。

  “非京籍家长”VS“京籍非家长”

  教委信访办的争执背后，是近年来北京公共资源紧张、道路拥堵、空气质量下降、公交拥挤、医院爆满的现实问题

  一群二三十岁的北京青年给他们眼中的“异闹”——坚持争取孩子在北京“异地高考”的家长——起了一个侮辱性的名字：“外地X”。后来演变成“WDB”并变得有名有姓——“王德彪”。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自己的微博头像改成统一的“反异闹、促文明、护文化”的圆形标识，圆心里写着北京二字，下面配着被咬出一个缺口的幼苗图案，以比喻他们眼中外地人对他们家乡的“蚕食”。

  2012年10月18日中午。这群二三十岁的北京青年，和一群他们口中的“王德彪”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信访办公室外对峙。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位于中国地质大学南门对面一个白色的临时彩钢板房内。房子的一半作为奥运大厦北门传达室，另一半则属于教委信访办。

  每周四上午9点到11点，信访办开门迎客。9月20日以来，每周四，都会有一群外地户籍的家长为子女在北京的就学、升学问题前来反映情况。他们的子女，外地籍贯的学生还无法在北京报名参加高考。而他们近期频繁到访的原因则是国务院近期下发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要求各地在年底尽快出台放开随迁子女高考的具体政策方案。

  2012年10月18日，信访办迎来了一批新客人——北京籍年轻人。作为放开随迁子女在北京高考的坚决反对者，他们和外籍家长的言语交锋很快从观点发展到了集体对峙。

  2012年10月18日上午9点45分左右，前来信访的人群集中在信访办门前的停车处，将一个身穿紫色上衣的中年男子挤到垂直停着两台车的夹角。这名男子是从2010年就开始对呼吁放开异地高考的非京籍家长进行跟踪拍摄的摄像师陈勇。北京籍群体则以被侵犯隐私权为由，要求陈勇删去拍摄的画面，而外地家长则没有同意。双方二三十人开始发生争执。

  不到5分钟，陈勇已经被愤怒的人群挤到了两台车的夹缝中退无可退，外地家长们开始报警。

  10点左右，赶来的警察以信访办旁边一条小巷的延伸段为虚拟界限，把冲突双方隔在两边。一边是30来位非京籍家长，几乎清一色的40岁以上的企业白领；另一边则是大约30个北京人，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来自内蒙古的家长杜国旺开玩笑说，两边刚好是“非京籍家长”和“京籍非家长”。

  虽然这次冲突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但杜国旺觉得这些北京人算是办了一件“好事”，让外籍家长长期奔走求告的随迁子女就地升学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一段记录上述冲突的8分钟视频当天被上传到凤凰网，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受到超过36万次浏览和1万条评论。

  两帮人初次见面仅在一周前，10月11日，10名北京籍人员到教委信访办维持秩序，不让外地家长“无理取闹”。当时双方没有任何互动，只是静静对峙，但其实网上的交锋早已开始。10月18日发生冲突时，也是北京籍的年轻人第一次开始与外地家长争着表达诉求。此次活动的参与者，“天涯北京009”（网名）在微博、北京国安百度贴吧里号召大家每次都去。

  像“天涯北京009”一样，许多反对异地高考放开的北京人喜欢聚在北京国安足球队贴吧。这些爱国安、爱北京的球迷曾因反“京黑”——网络上侮辱、谩骂北京和北京人的网民——在网络空间里聚在一起。他们对外地人涌入北京造成的公共资源紧张，包括道路拥堵、空气质量下降、公交拥挤、医院爆满等问题早有切肤之痛。

  压力和孩子一起长大

  在北京拼搏10多年，让孩子回老家考试不现实

  杜国旺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不是奔着北京公共资源来的。1999年12月20日，北大方正公司将他从内蒙古分公司调到北京总部。两年后，他把妻子和即将升入小学的儿子接到北京。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他很快买到了一套福利房。

  2002年，北京开始分省命题，外地的学生在北京考试和在原籍考试已经有了本质差别，备考内容甚至科目也不同，“异地高考”的问题就此产生。为了防止统一命题产生严重的泄题，2004年，分省命题开始被推广到全国18个省份。

  杜国旺当时并没有在意这个高考政策动向。他觉得北京常住人口中有这么多外地人，自己的孩子还在上小学，到时候问题总是会解决的。这种乐观的态度，让他错过了转为北京户籍的唯一的机会。

  2003年，杜国旺成为北京工作寄住证即“北京绿卡”的第一批持有者。2004年，北京推出了绿卡转户口的政策优惠，但当时他在西安出长差。等他从西安回来，北京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了转入户口的门槛。

  眼看儿子的高考已日渐迫近，关于放开异地高考的政策却迟迟不见端倪。2011年7月，杜国旺在外出时偶遇呼吁国家开放异地高考的志愿者团体，随即加入，并开始每月到教育部、北京市教委递信访材料。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要求各地在年底出台相关政策。从9月20日到现在，杜国旺每周都和家长们到北京市教委询问政策制定情况。对于自己在上高三的儿子来说，政策出台和生效的时间尤为重要。

  10月23日，北京市教委的网站上，一名高三外地学生的家长询问异地高考政策何时出台以及自己的孩子是否应该在原籍报名，被告知“没有政策出台，尽快回原籍考试，以免耽误孩子”。

  而来自安徽的家长张建党则让儿子这学期转入了北京实验中学高二国际班，开始为将来的退路——出国求学做准备。但是，面对庞大的经济负担，他觉得只要政策及时出台，他甚至愿意让儿子复读一年再高考。杜国旺却不想让儿子早早出国，“实在不行就回内蒙古考试”。

  对于孩子年龄稍小的家长，虽然政策出台的时间压力并不大，但政策门槛依然是悬而未决的心结。9月6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解读了政策中的3个门槛：包括家长的条件——稳定工作、收入、住所和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学生在当地就学年限，以及城市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的门槛。

  来自辽宁的李舒的女儿出生在北京，今年上初中二年级。从2007年起，李舒才开始在北京交纳社保，并曾在转职过程中中断。同时，作为单亲妈妈，如果政策要求父母双方都满足连续多年缴纳社保的要求，那她女儿也会被挡在北京的考场外。而来自河南的家长范琴也在2011年开放社保异地转移的政策时马上将社保转入北京。但是她发现社保转入北京时只保留了她自己缴纳的部分，这以后会如何影响社保的年限折算以及她12岁的儿子未来的就学，还是未知数。

  “我们都是政策的试验品。”她说。

  “互相讨论才能解决问题”

  一边要求公平，一边要求务实。通过对话寻找一个平衡的办法是当务之急

  对于北京籍的访民来说，政策的门槛越高越好，从而阻止更多的外地人因为高考政策优惠涌入北京。他们敦促北京市教委保证北京户口的学生能优先享有基础教育资源，并把有犯罪前科和超生记录的外地人的子女都拒之门外。

  据当天在信访办公室内的外地家长回忆，这些北京籍人员也坦言在自己的家乡失去了安全感，成了弱势群体，不管是单位里还是学校里，外地人的比重都越来越高。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将近2000万常住人口中，有超过700万外地人。而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中，外地学生的比重占到了30％，而10年前，这个比例还不到10％。

  城市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供职于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北京高爷”在微博里感慨自己小时候住的四合院如今已经变成了金融街区的写字楼。除了两次参加在教委信访办抵制外地家长的行动外，他也参与了北京大雨过后的救灾行动。

  “这些‘80后’孩子的成长过程正是这个城市变化最迅猛的时期，所以对北京有种乡愁。”家长范琴对这批北京人对家乡的爱护表示理解。她觉得双方接触得越多就越容易互相理解，并且越容易找到共同诉求。

  10月18日当天，在信访办，一位40岁出头的北京籍的女士希望北京市教委能够尽早发布考生填报志愿所需的信息，范琴当时便表示支持。一位穿灰色外套戴眼镜的北京籍年轻男士主张全国统一考卷，也和外地家长们的诉求一致。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认为，全国有900多万考生，即使统一考卷，也需要分省评卷，还是会产生宽严不一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则一直是统一命题的主张者，但他坦承国家并没有把这种方案提上议事日程，眼下首要的工作还是要先适度放开异地高考。

  “由于随迁子女高考问题长期存在、积弊甚深，眼下只能先以有限放开、划拨增量等治标之策应对其紧迫性；但强化资源均衡、改革高考制度才是解决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的治本之策。”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张千帆呼吁北京市政府尽早拿出一份政策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最好由政府主持政策听证，请京籍、非京籍的代表一同探讨修改意见。“谩骂、攻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大家摆明自己的主张，互相讨论才能解决问题。”张千帆告诉记者。

  曾经宣示“用一切手段来保卫家园”的网名为“萧伯纳”的北京网民，也宣布“暂时先不考虑法律允许的范围外的事情……尤其是教育这么一个关于后代的话题”。10月23日上午，北京国安贴吧里贴出一则通知：“作为北京市民，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用实际行动迎接盛会，为这座城市尽一己之力，本周四赴教委抵制异闹活动暂停一次。”（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