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占军认为，在政策层面上的“幸福”，应该有一套完整评价体系，对幸福进行测量。这个体系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架构。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介绍，在国家层面，国家统计局尚未正式开展幸福测度工作。

  江阴较早构建了“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核心指标数据包括客观和主观评价指标，分别占60%和40%权重。

  客观指标，与传统GDP考核指标不同。时任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GDP指标减到最少，取而代之的是民生指标。主观指标，重点反映市民幸福感和满意度。

  2006年以来，各地陆续发布幸福指数。这一指数甚至一度被认为将取代GDP指标。现在，这种揣测被政界和学界双重否定。

  马建堂日前表示，“我们需要的是超越GDP，而不是抛弃GDP。”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幸福指数编制只能描述集体幸福，有时指数发布出来老百姓并不认账。

  “超越GDP，而不是抛弃GDP”

  在何正欣看来，在满足基本温饱之后，民众会对主观感受要求更多。多个地方将“幸福”纳入施政目标，是党政机关与民众需求的合拍。

  邢占军认为，各地提出“幸福”口号，是对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反思。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应该更加关注人的主观感受。

  这一做法，也与国际潮流“同频”。今年6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今后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决议说，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待，在公共政策目标中对此予以承认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该怎么理解幸福，探讨并不深入。”邢占军说。他认为，央视节目“你幸福吗”的提问引发了讨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抽象，没有标准答案。抽象概念大面积进入施政目标，邢占军最担心的是“概念陷入空谈”，不顾地方实际或者毫无实在内容。

  此外，研究者担心，一旦幸福指数与政绩挂钩，数据就有造假的可能。而若在民众主观感受指数上注水，极易引发反感。在多位研究者看来，幸福指数的更大意义在于“诊断”，帮助政府发现政策实施中的问题。(据《新京报》)

  “幸福指数”有助于

  “诊断”施政问题

  提出“幸福”口号的地方，对幸福的理解并不统一，这也使这些地方制定的目标各异。

  在提出“幸福江阴”之初，江阴的初步目标是，到2010年，人均GDP在2005年基础上翻一番。江阴还提出力求“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

  北京市平谷区提出的“幸福蓝图”，最显著的特征，是含12年义务教育在内的18个“免费”、三公经费公开等18个“百分之百”，另有18个“全覆盖”。

  湖北省在编制幸福指数统计指标体系时，把影响幸福指数的要素归并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条件7个方面。“作为施政目标，各地对幸福的理解有很多公认的内容。”何正欣归纳为，经济持续增长、民生投入增加、保障公正正义、保持社会稳定。

  “政策层面的幸福，不是生活中抽象的个人感受。”邢占军更愿意将“幸福”称为“生活质量”，它包括个人的幸福感受，还包括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这些可以通过分解指标，进行量化，而政府的政策，对这些指标进行积极影响。

  邢占军在研究上将幸福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内容。他从2009年开始承担国家统计局的一个项目，项目把构成幸福的客观指标分为，健康与基本生存福利、经济福利、政治福利、社会福利、文化福利、环境福利等内容。

  而对于“主观幸福感”，邢占军分解为人际适应、家庭氛围、社会信心、目标价值等10项体验。

  GDP、心情、教育

  各指标衡量幸福

  央视调查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先后是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婚姻或感情生活状况。

  收入是一个相对因素。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介绍，当人均GDP超过3.7万元，收入对幸福感的提高作用就逐渐减弱了。

  邢占军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对山东省7年的检测分析显示，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同步增长。

  他的另外一项针对北京、沈阳、西安、杭州、广州、昆明6个省会城市居民的研究显示，居民幸福感没有随地区富裕程度提高而提升，相反，一些收入较高城市居民的幸福水平却相对较低。

  不过，就个体而言，高收入群体幸福感高于低收入群体。

  邢占军还对某沿海省份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干部群体幸福感最强，其次是私营企业主等新兴群体，工人、农民幸福感低于平均值，城市贫困群体幸福感最低。

  在湖北省委党校教授何正欣看来，社会公正与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教育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腐败问题等都在影响幸福感受。

  9月19日，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发布中国幸福城市排名，8月19日，央视发布省会城市幸福感排名。

  在这两个榜单上，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合肥、太原、广州和拉萨、太原、合肥，多为二线城市。

  此前，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北京、上海在100个城市中，分别位居第96位和99位。

  舆论认为，大城市高房价和压力是主要原因。

  邢占军不赞成这样的排名，“不同城市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等没有可比性”。

  不过邢占军也承认，中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更强。大城市的城市病突出，节奏快、压力大、交通拥堵等，都对幸福感影响很大。

  “不幸福”的理由

  “幸福”这一词汇，正出现在地方党代会、人代会的文件中，以及党政主要官员的讲话中。今年6月9日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努力建设幸福湖北”。而往前，宁夏2007年就提出了“幸福宁夏”的目标。在一些未明确使用“幸福”口号的省份，“幸福”也是官方及媒体热衷的词汇。在山东，曾多次举行以“幸福山东”为题的社会活动，有政府官员参加的主题研讨会也召开多次。今年的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新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示，“让首都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相比之下，“幸福城市”的覆盖面更广。这些城市包括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及大量地市级和县级城市。

  2011年底，北京市平谷区第四次党代会，提出十二五期间建设“幸福平谷”，并发布了“行动纲要”。

  江苏省江阴市，是国内较早提出“幸福”的地区。2006年6月，江阴提出“幸福江阴”构想。在此之前，他们征求了国家统计局、中央研究室等机构意见。

  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向记者介绍，过去“幸福”研究对决策的影响很微弱，2005年以来，这一概念开始受到决策者和研究者重点关注。邢占军教授从2000年开始系统研究“幸福”。

  研究者发现，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期间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明确提出“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一项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了“幸福城市”的建设目标。

  “幸福”在各地

  当下，“幸福”正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作为一种心理感受，“幸福”无法简单衡量。

  不过，这一概念已经进入众多省市的官方文件，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幸福广东、幸福湖北……类似表述成为一种趋势。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在我国大陆地区，至少18个省（市、区）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幸福”概念，将“幸福”列为了施政目标。

  湖北省委党校教授何正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各级党政机构提出幸福口号已成趋势，“幸福”已形成共识。

  你幸福吗？

  “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作为抽象概念的幸福，如何测量？各地根据对“幸福”的不同理解，实践着不同的指标。研究者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人的主观感受更加被重视是必然趋势。不过，追求“幸福”应注重实质内容，避免陷入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