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不要跟‘坏同学’做朋友,要跟‘好同学’做朋友。”昨天,张小姐发帖称,同事的孩子在读一年级,上周五老师给家长们发了这样一条短信。对此,校长解释说,老师只是善意地提醒,并不是针对哪个学生。(11月6日《现代快报》)
中国人向来讲究环境的影响,譬如孟母三迁,讲究的也是择善而居,省得带坏了自己的孩子。择校也好,为孩子挑学区也罢,不就是想找一帮“好同学”吗?
只要你不把自家的孩子对号入座成“坏孩子”,老师的这个提醒,虽然有点市侩的意思,却也温暖如许——不管怎么说,教育孩子跟“好同学”亲近点、跟“坏同学”疏远点,也是人之常情。
真正有问题的是,老师的这种提醒捅破了某层窗户纸: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坏孩子,赤裸裸推到了公共话语的前台。
“坏同学”是哪里来的呢?一者,只要有评价体系,那么,必然有好坏之别,成绩有好坏、品德有良莠,在功利的教育GDP下,硬是把心里面的坏同学说成嘴皮子上“潜力最大的同学”,不过就是把农民工美其名曰“新市民”罢了。教育机制如果少些急功近利,“坏同学”自然就不会那么扎眼。
二者,“坏同学”其实也没啥可怕的,只要你没有定式思维,否极泰来也是自然规律。怕就怕“三岁看老”的成见,这种伤害比一两声“坏同学”的责骂厉害多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汗·帕穆克也曾是“坏同学”,他小时候总爱跟人打架;苹果缔造者乔布斯也曾是“坏同学”,赌气要上最贵的大学,学费远超其父母承受能力……“坏同学”没啥可怕的,只要社会不抛弃、教育不“关门”、机会与制度不区别对待,向上的通道还在,那么,由“坏”转“好”就有可能。
我们都可能曾经是“坏同学”,但我们确实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与“好同学”为伍,那么,要做的不是忌讳这个话题,而是对“坏同学”多些包容与友善,你不把“坏同学”往坏里看,老师的“友情提醒”也不过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