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转正的青年村官，因言获罪，被判劳动教养两年。几条时事评论，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衫，改变了一个青年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平静生活。

  和多年前的孙志刚一样，“任建宇”成为促进劳教制度改革的符号。他说：“如果我个人的行动能推动废除劳教制度，我愿意站出来。”

  大学生任建宇对未来有着朦胧的把握感，但也有犹豫，在正式报考村官前，他去了一家煤矿企业做助理，做些杂七杂八小事情。他觉得很无聊，这样的未来有什么意思？

  他和女友代进是高中同学，两人计划一起去考村官。但后来女友被分配到某职业中学做了老师，任建宇则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彭水县郁山镇做了见习村官。

  初入社会的任建宇常和女友“聊国家大事”。挂着村主任助理的头衔，他每月有大量时间都和最基层的人相处，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人，有许多看不惯的事：村干部的勾心斗角，扶贫款常发放不到位……

  不过既然进了体制内，任建宇还是有所注意，他试图改变自己。吃饭、应酬他都积极去，不怎么会说话，敬酒时就说：领导，我敬你一杯。再一轮，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只好说“反正要敬你”。

  大多数时候，任建宇还是躲在宿舍里上网，打游戏。他加入了20多个QQ群，都是一群年轻人，讨论时事，或吐槽调侃。他觉得这是拘谨生活的一种释放，带点热情，也带点玩笑。

  不过任建宇说自己大多数时间“比较平和”，每次在QQ群里看到有人转发谣言，或者喊口号，就会劝说，没必要，还给自己带来麻烦，给批评你的人借口。

  但谁也没到，这个村子里罕有的大学生，十里八乡少有的大学生村官，被乡邻们视为榜样的年轻人，最终被命运推向了这条他不曾选择的道路。

  <<<

  见习村官

  一切改变发生在2011年8月17日。

  这天，正在上班的任建宇的办公室里来了几位警察，其中一个见了他说：“对，就是他！”

  警察要求任建宇出示他几天前在网上转发的一张图片，两三个小时后，任建宇找到了。他告诉警察，我没有修改过，我所发的与我看到的完全一样。

  警察把任建宇和他的电脑一同带到重庆市彭水县公安局继续调查。审查了一夜后，警察告诉任建宇可以回去了，并告诉他，以后不要随便转发这些东西，任建宇回答说，好。

  虽然心有余悸，但是任建宇认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回村这天，8月18日，是村里公务员转正公示期的第一天，任建宇还特地到布告栏里去看了下，有他的名字，当了两年的村官，他终于等到了编制，心里充满期待。

  然而，几个小时后，期待就变成了绝望。

  当天下午，三名警察再次出现在任建宇面前，并说要对他刑拘。

  之后，他被送到彭水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下一站，竟然就是看守所。

  在看守所登记时，任建宇问自己是什么罪名？送他来的警察说，不知道。然后立即打电话问，才被告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警察扭头对任建宇说：“你看，你的罪名多大啊。”

  任建宇随后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理由是，“复制、转发、评点100多条‘负面信息’”，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警方搜集的证据中，还有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衫。

  在看守所监房，学员们(劳教者都被称为学员)围过来问，得知罪名后都笑他：“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学员们彼此称呼“同教”，只有叫任建宇时，会叫他“村官”。

  任建宇喜欢用“里面”来指代劳教所，在给女友的第一封信里，他写过一首诗叫《无题》，“微风絮语吹，薄酒品一杯，只求意中人，化作蝴蝶飞。”这四句打油诗里，头两句的第一个字和后两句的第二个字，合起来就是“微博求助”的谐音。他记得在新闻里

  <<<

  学员编号：4656

  看过李庄写的藏头诗，就学着写了这首诗，又怕太明显，将后两句藏在了第二个字里。可惜当时女友很慌乱，没看懂。

  除了唱红歌、站军姿和劳动之外，他也会乱想，但大多数时候沉默。有次他画了幅自画像：面容清瘦，穿着劳改制服，胸前挂个牌子，上面是他的学员号：4656。他寄给女友，“看我悲惨的样子”。

  在看守所，他见到了方洪，这个他曾经只在新闻里看过的人，同样因言获罪。看新闻时，任建宇觉得很荒诞，没想到却与方洪成了“同教”。

  方洪获释后，起诉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劳教委)，要求法院撤销对他的劳动教养决定。今年6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确认对方洪的劳动教养决定违法。长期关注劳教问题的律师浦志强，由方洪得知了任建宇的案子，决定出手相救。

  任建宇的出路与方洪却不同。11月19日，重庆劳教委主动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任建宇重获自由，第二天，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一案，因已过诉讼期限，驳回起诉。

  提前9个月，任建宇重获自由。离开看守所那天，他将棉被和衣服都送给了里面的一个上访户。

  对于他，这既是再一次意外的惊喜，亦是再一次意外的打击——惊喜于自由来得如此迅猛，没有经过太多的磕绊；打击，则来自于他试图证明自己清白的努力归于失败。

  <<<

  “我是个不孝的儿子”

  11月21日，返村第二天，任建宇在新浪微博里说：“回家的感觉真好。现在能真实地体会‘不自由，毋宁死’的含义了。就个人的遭遇而言，劳教制度太随意了，每个人都有危险。”

  那天回家，在自家堂屋里，有人唤任建宇与爷爷说话，他却推过人群，兀自走到屋前那片只剩秸秆的田里，他眼圈红着，不肯给别人看到他的眼泪。他站在秸秆之间，突然双手指向天空，没有言语。

  回到二楼久别的房间，他在抽屉里翻找着过去的回忆，找到一份曾经的学生证，他笑着说，这上面的自己好乖。

  25年前，任建宇出生在这里，并度过了不断辗转的求学历程。

  “乡镇里什么地方好就往什么地方跑。”他说。家人期望有个好的学习环境，让他到很远的镇里幼儿园上学，上下学步行，要40分钟。

  升小学时，没满7岁，学校不让上，母亲找到班主任，任建宇还记得，母亲给对方塞钱，“我都看见了，给了10块钱”。

  这所小学不过是镇子里一个临时办学点，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又为他物色新的学校。

  “也是希望我将来能更有出息。”任建宇回忆。作为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读书是他唯一的出路，父母希望他能上大学。

  初中毕业，他想去考师范院校，5年制，大专文凭，毕业后可以做小学老师，在当时看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父母都不同意，认为他应该有更好的将来。

  他在那时看了韩寒的《三重门》，觉得，哇！这书太好了，太真实了。他也想过当作家，像韩寒那样。不过他从未投过稿，他总觉得太遥远。

  高考，他顺利考入第一志愿：重庆文理学院。第一志愿是英语专业，但他的英语成绩没达标，就进入第二志愿中文系，学费2500元一年，还算便宜。

  关键是，任建宇在这里看到了比较笃定的将来，做个老师，稳当平坦。

  大学期间，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太直，说话不拐弯，有时会得罪人，但他并不在意。

  一次支教，他看到一些村官不按规矩做事，拿人家好处，颇为忿忿：“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

  “我都看见了，给了10块钱”

  11月24日中午，青雾笼罩江面，任建宇和父亲、爷爷，一起到山坡上的五叔家吃午饭。饭前，他跟五娘点了几道菜，红烧猪蹄，回锅肉，都用大碗盛着，他坐下来，没等别人入席，兀自拿筷子夹起一块肥肥的肉片，歪着头刺溜一下吃了，不停点头：“好吃，好吃。”

  他说在“里面”一年多，吃啥都没味，也可以花钱加餐，但就是没胃口。一年多，他的最大变化是，瘦了30斤；而出来后最大的感受是，吃什么都好吃，香！

  害怕、慌张、焦虑，曾是过去15个月里主宰任建宇的情绪，现在，他需要一些时间，释放这些本不属于他的情绪。

  他说，他能提前获得自由，说明还有正义存在，这个社会还值得一步步向前推进。

  11月26日这天中午，重庆阳光明媚，温暖人心。任建宇在自家屋顶听父亲倾诉，被劳教这15个月家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其中的艰难和委屈，无奈与痛苦，是对儿子清白身份的信念一直支撑他到现在。

  这位只上过两个月学、靠种地和做泥水工养家的老人，在儿子被劳教后却异常坚定地宣称：“（任建宇）怎么进去的，要怎么出来。”

  “我是个不孝的儿子。”听了这些，任建宇有些动容，“父亲应该得到一个交代，来自我，更来自众所周知的部门！如果我个人的行动能推动废除劳教制度，我愿意站出来。”

  他说话时，抿紧嘴角，流露出一种坚韧和无奈的复杂神态。（据《中国新闻周刊》）

  任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