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电影《一九四二》正在热映，影片再现了当年河南大灾荒千百万民众背井离乡，逃荒路上命如草芥的真实场景，让观众从中体味到人生的凄惨和透骨的悲凉。

  近日，记者多方找寻资料，力图追溯在那个饥荒年代，鹤壁地区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

  天灾无情

  鹤壁地区出现特大灾荒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鹤壁市历史》（第一卷）对1941年夏季至1944年的鹤壁地区有如下记载：鹤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持续3年之久的特大灾荒，平汉铁路以西的淇县山区和鹿楼、鹤壁集、大河涧一带的广大地区久旱不雨，蝗虫成灾，连年基本不见收成。1941年从6月开始干旱，秋季不收，麦也没种上。1942年是个“空五月”，秋季禾苗旱死，又是个“空秋”，麦子又没种上，直到1943年秋季落雨，但收成并不好，麦子虽然种到地里，翌年5月麦子长势还好，但是部分地区又遭蝗灾，仍造成减产。

  1943年，灾情继续发展，《河南抗战简史》中这样描述蝗灾：“蝗虫密度每平方米多者达150只至200只，蝗虫所到之处禾苗荡然无存。”这一年，河南省除了受到蝗虫灾害外，又受到水灾。夏季大雨，河水泛滥成灾，秋季又连降大雨，庄稼大部分被冲毁。

  《中共浚县历史》（第一卷）这样记载：火龙岗上，土地荒芜，野草丛生，坡洼地带，因洪水泛滥，造成土地盐碱化、沼泽化，不长庄稼，广大农村到处是断壁残垣、房屋倒塌，一片凄凉，穷苦的农民们缺吃少穿，面黄肌瘦，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

  地区沦陷

  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罪恶滔天

  据市党史办工作人员王保军介绍，1942年，鹤壁地区已落入日寇之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浚县、淇县紧扼平汉线，西进可深入太行腹地，南下可达中国南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另外鹤壁煤炭资源丰富，日军开展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便把豫北地区视为战略重地，1937年11月4日，日军侵占安阳，1938年2月12日，占领淇县城，3月18日，侵占了鹤壁集，3月29日，日军以5000人之众攻占了浚县城。整个鹤壁地区沦陷。

  据《鹤壁烽火三十年》记载，日军在鹤壁恣意横行，为所欲为，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各村庄均遭烧杀淫掠。侵略者残忍狠毒，惯用砍头、割耳、剜眼、剥皮、焚尸、军犬噬人等杀人手段。1939年至1942年，日军强迫淇县5000多名民工一律赤脊梁弓腰在铁路西沿山区挖封锁沟，监工随意杀人，民工被刀刺、枪杀、活埋的事时有发生；1942年4月17日，日伪军到浚县草店、枋城、来庄、孟庄、刘庄、和庄一带疯狂扫荡，杀害200多人，抢粮35万多公斤，烧房3000余间。

  恶霸横行

  扈全禄、仝桂林的罪行罄竹难书

  1942年的鹤壁地区，除了饱受日军铁蹄践踏外，本地的土匪、汉奸、恶霸层出不穷，搜刮民膏，当地百姓遭遇凄惨。翻开有关鹤壁的历史书，土匪扈全禄、汉奸仝桂林的罪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

  《鹤壁烽火三十年》和《中国共产党鹤壁市历史》（第一卷）都有记载，扈全禄以淇县老寨为巢穴，拉杆树旗，当上土匪头子，他“有奶便是娘”，自1938年鹤壁沦陷后，先后成为国民党政权、日寇的鹰犬，助纣为虐，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极其恐怖的手段，杀害人民群众。他曾说：“我三天不杀人，闻不到血腥味，就感到不好受。”

  1942年初，扈全禄的魔爪伸向浚县南部和滑县一带，疯狂破坏抗日，屠戮抗战军民。一次，他在滑县王庄抓到几名八路军家属，便亲手杀死7名。

  扈全禄从发迹到覆灭的10余年间，血债累累，恶贯满盈，据不完全统计，他杀害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战士和民兵、村民达5000余人，杀人手段极为残忍，有枪杀、砍头、活埋、铡死、剥皮、锅煮、油炸、投河、大卸八块等十余种，他还带领匪徒烧毁民房2000余间，抢劫财物不计其数。

  《中国共产党鹤壁市历史》（第一卷）中记载：在1942年冬天，日伪剿共总司令仝桂林以孙真会为基本力量，广为网罗地痞流氓、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并强行抓壮丁拉民夫，在许多村庄成立“抗匪治安局”，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八路军和民兵、游击队员，并到抗日根据地抢劫粮食和财物。国民党新五军连长韩国英率部投靠日寇，当了汉奸，也被封为“剿共司令”，驻在大胡村，韩国英部常到崔村沟、东头、教场一带抢粮逼款。

  《鹤壁大事记》一书中记载：1942年，淇县汉奸薄彩云率领日伪军窜到浚县裴营村，血洗3日，全村500多户农民受害。   □晨报记者 李丹丹 席适之   民不聊生

  吃树皮、白干土，

  硬被大便憋死   为了活命，许多农民靠剥树皮、剜野菜、刨白干土充饥，典房卖地、逃荒要饭者比比皆是。据历史资料记载，1943年，淇县西掌村有440多人外出逃荒，饿死在外地的达80多人，淇县、汤阴两县饿死近7000人，出外逃荒要饭的近5万人。

  王宝峰今年60岁，他刚过世不久的岳父曾经是原大赉店乡大八角村的村民，灾荒时期，他岳父的家人许多都饿死了，听说山里有储存的粮食，他岳父就和村里其他几个人趁着天黑偷偷逃到原大河涧乡野猪泉村乞讨，直到解放后才回来。

  “家家户户都出去逃荒，一路上吃遍所有可以吃的，树皮、树叶、树根，凡是能填肚子的都吃，树都被剥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了树干。人瘦得可怜，胳膊、腿、胸部都是皮包骨，肚子却特别突出，那是因为吃了树皮消化不掉，得了‘大肚子病’。还有很多人为了充饥，刨了白干土吃，结果土到肚子里不消化，导致全身浮肿，拉不下来屎，最后硬是给憋死了。”84岁的贺付海谈起1942年的逃荒年月，情绪十分激动，“人们长期饥饿，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很多人要么就地坐着，皮肤生了疮，要么奄奄一息地躺着。”

  95岁的李树芝回忆说：“当时淇河两岸颗粒无收，人们逃到东北、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乞讨。”当时25岁的他到西北乞讨，一路上见到许多乞讨者，“穷人家根本没什么吃的，有点条件的就给个糠窝窝或菜窝窝；遇到富家人根本就不敢进去，他们家里都养着狗，乞讨的人刚到家门口，狗就出来咬人了，衣服都被扯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