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盟向海外华侨和各国知名人士积极宣传抗日，争取海内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保盟在香港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

  1941年，宋庆龄和保盟在香港发起的“一碗饭运动”，轰动全港。“一碗饭运动”原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为购买药物和设备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在美国人民和旅美华侨中开展的一项捐款运动。宋庆龄在香港开展“一碗饭运动”，目的是为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筹办工厂，用以工代赈的方法为救济华北黄泛区的灾民和战争难民筹募基金，以解决中国伤兵难民的生活问题。（据《宋庆龄》一书第403页记载：1941年7月～8月，宋庆龄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发起一个国际性的“一碗饭运动”，成千上万的捐献者只吃一碗饭，但付出在餐馆里吃几道菜的价钱，所有盈余交工业合作社，救济战争难民。）

  “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

  万人空巷争睹宋庆龄风采

  1941年5月初，保盟在香港酝酿“一碗饭运动”，随后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著名律师罗文锦任主席，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誉书记克拉克（香港政府医务总监司徒永觉夫人）担任副主席。

  1941年7月1日晚，“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在香港湾仔英京酒家举行。港英陆军总司令贾乃锡少将、海军司令哥连臣、辅政司史美夫人、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等港英政府军政人员，中国“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顾问路易·艾黎，港英行政局议员、香港巨商周寿臣，香港华商总会主席郭泉以及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廖梦醒、香港大学教师陈君葆等150多人出席这一盛典。香港各界人士为一睹宋庆龄的风采，纷纷前来，万头攒动。港英政府不得不临时加派警察，维持秩序。

  当晚8时许，罗文锦宣读港督罗富国致“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和副主席克拉克的信：“现值‘一碗饭运动’在此推行，固知香港之华人，将能利用机缘，以援助其祖国在苦难之同胞也。”

  随后，宋庆龄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她指出：“‘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值得赞扬的。”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作进一步的分析，“‘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最初由华侨和美国的同情发起，已经在全国举行了三次，伦敦方面也曾举行过，今晚在这150余万华侨最多的香港首次举行，并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们都来参加，这是何等有意义！”

  宋庆龄最后强调：“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

  克拉克在会上发出诚挚热情的呼吁：“国际人士对中国的援助很热烈，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应该更关心，更积极地赞助‘一碗饭运动’。我们想一想，能让中国的难胞百分之四十死于饥寒交迫之下吗？伸出诸位的仁慈的手腕吧，去援助水深火热的人们！”

  在宋庆龄伟大精神的感召下，香港各大酒店争相认捐“一碗饭”，当晚共认捐炒饭13500碗。

  香港各界人士

  纷纷响应“一碗饭运动”

  开幕典礼后，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一碗饭运动”，认销饭券及代销饭券非常踊跃。不少工会组织和社会劳动阶层也自动认销饭券。

  据香港《华商报》7月8日报道，认销者中有洋务工会80碗，华人机器会100碗。太古船坞工友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仍以血汗换来的17.22元（港元，下同）全部认捐。丽山餐室认销饭券500张，该餐室老板并对“一碗饭运动”提出建议，认为只要全港酒店共同认销饭券，则10万碗也可完成。

  7月28日，香港热心社会事业的李一谔以500

  元现款捐购英京酒家饭券10张。中外绅士以数百元、一千元购买1张饭券者，也不乏其人。

  为配合开展“一碗饭运动”，7月10日、11日两天，香港中央戏院放映反映美国华侨开展献金运动支持祖国抗战的电影——《一碗饭运动》，该片是由香港大观声片有限公司制作的粤语片。为了达到更大的宣传效果，香港各主要宣传媒体均刊登了电影广告。

  7月29日，香港《华商报》出版《一碗饭运动特辑》，何香凝亲笔为特辑题名，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克拉克，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为特辑题字。夏衍、马国亮、张友渔、路明、王莹、于伶等著名文化人在《一碗饭运动特辑》上发表文章，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碗饭运动”的意义。

  7月底，保盟特别印制了各种精良的传单和标语，遍贴港九码头、车站及娱乐场所，使市民一看便明了“一碗饭运动”的意义。

  8月1日，宋庆龄为“一碗饭运动”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香港一些报刊也以显要位置刊登保盟主办的“一碗饭运动”的广告。8月1日至3日，“一碗饭运动”在香港13家酒店同时举行。这13家酒店是：英京酒家、乐仙酒家、龙泉酒家、广州酒家、汉商酒家、天燕餐室、小祗园、金星酒家、金门酒家、南京饭店、北极餐室、怡安茶居、丽山餐室。

  8月1日晨，上述捐助炒饭的酒店均布置一新，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廖梦醒和其他工作人员到各大酒店巡视。中午，热心认购炒饭的各界人士前往各酒店就餐。乐仙酒家在门口布置的一幅白布上书“爱国之门”四字，进了这个门，在孙中山的遗像下面，端端正正地摆着三个分别为赭红色、淡青色、碧绿色的古碗，这是老板珍藏几十年的古董，平常极少示人。该酒家特别设计了一个大碗的爱国炒饭，内有淡水鲜虾肉四两、鸡肉粒四两、叉烧粒四两、鸡蛋6个、丝苗白米饭一斤。在门前贴出一张告白：出100元买券一张，即可享用这顿爱国饭，以酬答热心诸君之雅意。

  这13家酒店共捐助炒饭14700碗。同时，各社团人士踊跃销券。8月1日，“一碗饭运动”开展的第一天，协助销售饭券者，计有华商总会2000张，南华体育会200张，中国青年救护团200张，岭南同学会200张，乐仙酒家200张，小祗园400张，港九居民联合会130张，香港洋务工会110张，番禺会所103张，妇女兵灾会100张，金陵同学会100张，妇女慰劳会100张，中国妇女会100张……

  香港各社团除踊跃销券外，还积极捐款。据8月1日的统计，荃湾天天酒家捐2000元，中豪联商会行捐100元，惠阳商会捐100元，国华银行捐100元，大华饭店捐50元……社会热心人士，个人出巨资认捐者，亦不乏其人。韦少伯捐1000元，唐谭美捐1000元，郑铁如捐500元（连同在7月1日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购买古画300元共800元），高福申购买古画450元（并认销饭券200张），李一谔捐500元，宠永棠认销饭券200张……

  香港的“一碗饭运动”得到海外侨胞的响应。8月27日，菲律宾洪光学校全体师生将“八·一三”纪念节食一天膳费汇来港币100元，捐献“一碗饭运动”饭券50张，并附上一恳切长函。“一碗饭运动”至8月底结束，共筹集款项港币23128元，另国币615元，该款全部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协助其在西北建立工厂，完成以工代赈之积极救济办法。

  “一碗饭运动”结束，

  宋庆龄为热心捐助商家颁赠锦旗

  9月1日傍晚，保盟在英京酒家隆重举行“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夫人陈淑英等以及中外来宾、各社团代表共百余人出席。

  何香凝在演说中强调：“一碗饭运动在孙夫人、司徒永觉夫人、罗文锦先生的积极支持下，得到了港督罗富国爵士的热烈赞助，和中外各界人士的积极帮忙，在这短促的期间，能够得到这样美满的成绩，去救济正在水深火热中的国内伤难同胞，真是值得我们万分感谢。但是，我国现在抗战正酣，国内同胞蒙难正多，希望全港侨胞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加倍努力。”

  宋庆龄颁赠纪念锦旗予各热心捐助炒饭的13个酒店，纪念锦旗以红缎制成，旗面由宋庆龄亲书“爱国模范”四字，并向自始至终热诚赞助“一碗饭运动”的英京酒家老板高福申、将“一碗饭运动”延长一个月的小祗园老板欧阳藻棠和乐仙酒家老板庞永棠赠送孙中山遗墨“努力前进”的特别奖品。

  （据《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