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精确打击新腐败

　　精确瞄准“擦边球”

　　相对于之前的种种规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此次《规定》最大的特点在于“把最近几年查办案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了出来，进一步细化了党纪条例的相关规定，实现了‘精确瞄准’”。

　　6月8日，在中共中央纪委就如何贯彻落实《规定》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说，当前违纪违法案件有“新动向、新成因、新形式、新手段”，“《规定》为有效查处权钱交易案件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法规依据。”

　　任建明用一句古语来形容当前的腐败特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说，“现在的反腐形势更为严峻，腐败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与复杂性。”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记者分析说，上个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因是价格双轨制，“官倒”主要是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价格差价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官员腐败则更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村圈地运动、国企改制、房地产开发中上下其手。而现在，在传统的手法之外，腐败官员们更倾向于打一些“擦边球”，比如在由“熊”到“牛”的股市中，利用自己的职权获取干股是比较通行的做法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中国的腐败官员们实际上已经能够“娴熟地寻找到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在这种情况下，“还用那种开宗明义、大而化之的反腐手段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规定》首次明确地将那些可能被打“擦边球”的地方一一清楚地列举了出来：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等；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

　　胡星斗认为，这客观上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反腐经验，因时而变所采取的一种举措。

　　反腐必须与时俱进

　　反腐精确瞄准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来自贪腐特点发生的变化。腐败严重程度趋烈自不用说——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

　　仅2006年，全国共有97260人受到党纪处分，占党员总数1.4％。。其中，有7名省部级干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些案件较多的表现为商业贿赂。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9582件，涉案总金额15亿余元。其中，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6个重点领域以及出版发行、银行信贷等9个重点部位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7182件，占立案总数的75%。

　　今年4月，记者在湖南郴州采访郴州市前纪委书记曾锦春一案时，当地一位企业家抱怨说，“哪里有利益，官员就往哪里去；哪里利润高，哪里就搞垄断。”

　　原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钓贿”的方式之一是，开会时先从兜里掏出一个旧的诺基亚手机放到会议桌上，于是地方官员或企业家心照不宣地赶紧买来新的手机。其出事时，竟然从家里翻出20多部未开包的新款手机。

　　但是，如郝和平般公然腐败的尚属少数，更多的腐败官员在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进行权钱交易。闹出“认证风波”的全国牙防组，就游走于企业赞助和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此外，更多腐败官员是不通过自己出手的。据查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通过职权为其情妇承揽工程谋取巨额非法利益。坊间戏语：“一个贪官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贪婪的情人。”

　　而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双规”以后才想明白，通过家属接受企业的财物也是受贿。

　　这种受贿还是容易被抓住把柄的，更为隐蔽的是“权力期权化”。前不久爆出的原上海建设党委书记、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上海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等，都是退休后“下海”捞“大鱼”。相关调查表明，他们不过是任上权力任后享受。而不少退休官员“下海”后成为诸如企业的高级顾问，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其间是否有猫腻，一直耐人寻味。

　　这些层出不穷的腐败花样，已经不再能够激起大家的惊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顺应形势发展，中共对腐败的认识与制度化的治理也在逐渐强化。

　　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首次提出了反腐败工作的基本目标，“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大框架形成局面下的具体措施更是层出不穷。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记者说，“恐怕几千个文件都不止了。”而严禁通过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则是新形势下对腐败行为的一次对症下药。

　　关键在落实

　　腐败多发的原因耳熟能详。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回答关于反腐败问题的提问时，非常明确地表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这就是我国目前反腐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胡星斗说，我国目前已制订了300多部法律、800多部法规和3万多个规章，但通病是，在不受监督、肆意延伸的权力面前效果有限。

　　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尽管有《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规定，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也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但是事后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

　　一些接受采访的专家学者对本次新《规定》的效用还是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担心。中央党校的一位专家在给记者的短信中评论《规定》说：“类似通知太多，基本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尽管《规定》列出了有针对性的8条禁令，但其现实的可操作性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胡星斗说，“关键是这些规定有多少可以落实。”他认为，《规定》里虽然列举了严禁，也有“严肃处理”的话，但是没有看到具体的问责惩罚措施，“没有大力度的问责惩罚，所有的规定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胡星斗举例说，1995年5月25日，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由于缺乏监督与问责，最后不了了之。

　　针对此次《规定》的具体条款也有一些争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说，权力的期权化是很难认定的。当事人双方很多只有一个口头的约定，要取证也是非常难的。在此情况下，如何认定是一个大问题。“但在很多国家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任举例说，在新加坡，只要官员的一项决策，结果明显不合理，那就足以让这个官员接受惩罚。而在中国，这一点还做不到。“而且，在具体操作中，如何保证举报的有效性、有效保护举报人，这都是个问题。”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制度反腐的征途上，中国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