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时就像个“疯子”

　　在撰写《井冈山》剧本之前，邵钧林已经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一大批成功的作品：话剧《虎踞钟山》、《兵心依旧》，电视剧《DA师》、《沙场点兵》等，也获得了很多奖项，不过他在创作的道路上远远没有满足。

　　2004年10月，邵钧林接到了《井冈山》剧本的选题，他一下子就觉出了其中沉甸甸的分量：以往还没有一部影视作品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立过程展现在观众面前，而且那个时期红军闹革命还处在探索阶段，有很多不太成熟的地方，有些问题也是以往的影视剧没有涉足过的。

　　2005年春节，邵钧林带上家人，来到井冈山，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井冈山的每一个角落。邵钧林的老父亲已经86岁高龄了，以往他劝儿子工作时要注意身体，这次得知儿子要写《井冈山》，老父亲激动地说：“毛主席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你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把这个剧本写好！”邵钧林告诉记者：“我父亲的童年很苦，当年共产党在我的家乡打土豪分田地，我家才过上了好日子，所以我父亲对毛主席的感情非常深，一讲起毛主席就掉眼泪。”领导和父亲的嘱托，成为邵钧林写作的动力，他在井冈山找专家和老百姓了解历史，参观了革命烈士陵园和当年的战场，看了十几本关于井冈山的书。2005年4月，邵钧林重上井冈山，继续搜集材料，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

　　邵钧林用“疯子”来形容动笔之后的自己，“在那１０个月里，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了当年那些战士的喊杀声和刀枪的声音，闻到了硝烟的味道，看见被先烈的鲜血染红的焦土地，我总是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就连睡觉都经常梦见毛主席，梦见他在向我讲述当年井冈山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就让司机送我到毛主席纪念堂附近，我围着纪念堂转上几圈，思路就又清晰了。”

　　艺术地再现历史

　　有个成语叫“众口难调”，难得的是上级领导、有关专家、导演、演员都对《井冈山》的剧本赞不绝口，导演金韬特别提到，当初自己病重的岳母，是《井冈山》剧本的第一个读者，她对金韬说：“这是个好剧本，你一定要把它拍好啊！”

　　在邵钧林看来，《井冈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自己用唯物史观去还原历史，例如描写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感情；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分歧；袁文才、王佐被误杀；还有八月失败、红四军“七大”……这些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展现。在写作时，邵钧林注意兼顾每一个角色，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有戏可挖，这让所有演员表演起来都觉得十分过瘾。

　　此外，邵钧林的剧本中不乏神来之笔，比如他对“八七会议”的描写，并非简单地再现会议的场景，而是通过会议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和瞿秋白躺在地上聊天，带出了“八七会议”的主题精髓，当然，这些内容都有详尽的史料作为依据。

　　在展示红军节节胜利时，邵钧林的手法也非常巧妙：蒋介石接过蒋经国风车上的小红旗，插遍了军事地图上的很多角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红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景象一下子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邵钧林还用反衬的手法突出毛泽东的伟大，例如蒋介石经过橘子洲头的时候，吟诵了毛泽东写的诗词，他身边的人说：如果没有雄才伟略，是写不出这么好的诗词的。蒋介石冷冷地说：这是毛泽东写的。那个人一下子就傻眼了。提到这些，邵钧林自己也觉得很自豪，他告诉记者：“我写《井冈山》不是写史，而是写戏；不是写事，而是写人。”

　　担任总制片人责任更重

　　进入《井冈山》剧组后，用邵钧林的话说，自己“换频道了”——兼任剧组的总制片人之一，每天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商讨剧本的导演、演员外，还有来自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真可谓事无巨细。

　　虽然很辛苦，但邵钧林觉得很充实、很快乐，“可以说担任制片人，我的责任就更重了，为了让这个剧组团结向上，我和金韬导演在剧组内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我担任书记，金韬导演是副书记，我们在演职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像参观烈士陵园和战争遗址，这些行动看似不重要，其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演员的精神状态都焕然一新，在表演的时候更加具有激情，更能把握住剧本的精髓!”　　　　　　　　　（王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