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月峰和扯淡碑均为淇县著名的历史遗存,从时间跨度来说,这两处遗存与朝歌古城数千年的历史远不能比。然而一直以来,这两处遗存却像谜团一样缠绕在人们的脑海中,甚至让一些学者为其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诗词和碑文在文字上藏头露尾,看似文字游戏,实则含义深刻,这种表现形式古往今来并不鲜见,仅与淇县有关的就能举出若干例子来。比如将比干墓写为“比干莫”,将淇县灵山的醒目泉写成“醒目白”,将殷末朝歌的贤圣君写为“六七贤圣君”等等。
连日来,记者在淇县采访时了解到,对于印月峰和扯淡碑这两处古迹的历史内涵,专家学者们说法不一。
印月峰是淇县北阳镇境内深山里一座峭拔的大石峰,当地也有人称它为印明峰。印月峰人迹罕至,上面的孙家寨早已是一片废墟。而扯淡碑则是“明末甲申访道云梦修真”的“燕人”在生前为自己制作的墓碑。淇县“朱改王”的历史故事,以及印月峰和扯淡碑上面的文字记述,让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更加扑朔迷离。有位学者在经过近20年的研究后认为,《明史》中的有关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淇县的印月峰和扯淡碑与明朝的崇祯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改王”的历史渊源
在淇县庙口乡的王洞村和王滩村之间有座王家祖坟,坟地的墓碑上端有“定王归宿”字样,中间竖刻文字为“明崇祯之子广裕避嫌改名王公讳广大崔孺人陵墓”。这是王广大和妻子崔氏的墓碑。王氏一族在当地堪称望族,这里姓王的人对外一致宣称,他们的王姓是从明末皇子朱慈炯开始的,“我们的祖先姓朱,朱洪武是我们的先人,我们王家是朱改王。”
得知明朝崇祯皇帝的儿子、定王朱慈炯的后人生活在庙口乡一带,淇县的文史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兴奋不已。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苦心考证当地著名的古迹印月峰与扯淡碑,庙口乡王家祖坟墓碑的发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
淇县学者岳武佐接受采访时说,史书《明史·诸王传》在介绍定王朱慈炯时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谜,书中说崇祯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朱慈炯在崇祯十四年九月被封为定王,当时朱慈炯10岁。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下京城后,定王朱慈炯下落不明,即史书中所说的“不知所终”。如今在庙口乡发现了定王朱慈炯的归宿地,让史书中“不知所终”的谜底真相大白。
淇县从事文史工作的关永江、石同勋、岳武佐、郑厚德等几位古稀老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当地历史。为了考证“朱改王”的历史真相,几位老人不顾年迈,先后4次深入山区实地调查考证,并理清了王洞、王滩、朱家、庙口等村庄王氏家族的历史渊源和“朱改王”的缘由。
王滩村今年75岁的王庆是定王朱慈炯的第十世孙。他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的家史感慨颇深。据王庆介绍,朱慈炯逃难到淇县后改名王广大,其后人至今已繁衍了17代。王庆讲述的“朱改王”这段历史让我们心生感慨。
那是甲申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义军攻陷北京城,庄烈帝崇祯看到大势已去,遂把家人和心腹太监王承恩召集起来,他无奈地说:“朕登基以来,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但诸臣误朕,让朕回天乏力。”崇祯皇帝当场任命王承恩为提督京官,令王承恩想方设法带领易服更名的太子和永王、定王逃出京城,以图“留住青山,他日复国”。崇祯皇帝又在皇袍上御书,写完后交给王承恩。王承恩深感使命重大,遂让太子更名广初,永王更名广福,定王更名广裕,四人匆忙向崇祯辞别。在逃离的过程中,太子被李自成的义军抓获,永王被义军杀死。王承恩带着定王杀出重围逃出了京城。
定王随王承恩一路南下逃到淇河岸边,在太行山的一个山洞里住了下来。王承恩对定王说,眼下我们虽逃出了虎口,但还要加倍小心,为免遭追杀,今后你我要以甥舅相称,你不能再姓朱了,要改姓王,名字广裕再改成广大。
王广大16岁时,在王承恩的操持下与一姓崔的女子完婚。王承恩在他们结婚时取出崇祯在宫中交给他的皇袍,在皇袍内襟上写道:“庄烈三子朱广裕,避嫌改名王广大,婚配崔氏,启传后代,勿忘祖门。崇祯二十年。”王承恩将他们住过的山洞取名为王洞,王洞村由此得名。
由姓朱改为姓王的王广大与崔氏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发展成人丁众多的王氏一族。随着人口增加,王家人分地而居,于是又有了王滩村。那件祖传的皇袍一直由家族中的老家长保管着。在清末民初的那些年里,政治环境宽松了,这里姓王的人用不着再为自己是明朝皇帝的后代而担惊受怕,族人中的男性结婚当天,新郎要穿上皇袍完婚。每到清明节,族人要到祖坟举办坟会,在坟会上他们把祖传的皇袍高高挂起来,让全族的人祭拜。
“我父亲结婚时还穿过那件皇袍。”王庆十分惋惜地说,新中国成立前夕,祖传的皇袍在王洞村的老家长那里保管着,为生活所迫,这家人将皇袍改成小孩的衣服让孩子穿了,皇袍从此被毁。
王承恩带着定王逃出京城,后来的清顺治皇帝还发出过通缉诏,被通缉的人除了朱氏嫡亲外,王承恩是首犯。“如果像《明史》所说‘帝崩于煤山,王承恩从死’,那么清朝还会下诏缉拿王承恩吗?”王庆显得很不平静。
王庆家祖坟的墓碑上还刻有这样的诗句:“承恩苍天灰若木,托孤之志化夕阳。白骨飞灰从此去,任他神乌晓夜忙。”据称这是当年王承恩临终前发出的感慨。
“朱改王”360余年了,至今已繁衍了17代。《王氏家谱》在叙述那段历史时这样写道:“闯王替天废明帝,崇祯托孤王承恩。王洞隐姓朱改王,续写家承启后昆。”
岳武佐对记者说,由定王朱慈炯当年的“不知所终”到今天的真相大白,让人从中看到“朱改王”与印月峰、扯淡碑三者之间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应当将这三者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
云遮雾罩的印月峰
到印月峰进行实地采访,正赶上大雾天。记者与随同采访的人员乘车由淇县县城出发,向西南方向行驶约20公里后在山脚下停下后步行进山。浓雾笼罩之下,我们连印月峰的影子也看不到。“印月峰在深山里面,下了车还要翻山越岭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即使没有雾这时也难看清楚印月峰是啥模样。”随行的岳武佐老人对记者说。
岳武佐年逾七旬,他一直在研究考证扯淡碑和印月峰,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并于去年将近20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了长达4万余字的论文。听说记者要上山采访,岳武佐不顾年迈体弱,欣然答应当向导。
“山上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咋有人来到这里建个孙家寨?”听到记者的提问,岳武佐说:“所以说这是个谜呀,就像这大雾一样让人看不出个究竟。”他接下来说,印月峰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茂密的荆棘覆盖着地面,以前他在夏天来印月峰考察,咋也摸不着路。可是登上印月峰就会发现,那上面是一片开阔地,给人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而且,孙家寨留下来的大片建筑废墟的规模让人猜得出当年寨主的身份非同寻常。
爬了约一个小时的山之后,浓雾渐渐散开,印月峰凸现在前方。远远看去,印月峰犹如一个高大的圆柱体的天然城堡耸立在那里。再往前走我们看到,印月峰笔直峭拔,绝壁如刀削一般。及至近前,岳武佐首先带领记者来到东面的绝壁下,半山腰处的摩崖“印月峰”三个竖写的正楷大字赫然在上。大字的左右两边有两行竖写的小字,为了看清其内容,随行的黄强当了一回“蜘蛛人”。他踩着别人的肩膀攀上去,将身体贴向摩崖,才看清了右边的小字为“皇明御史”,左边为“孙睡仙书”。(本报《文化鹤壁》系列报道曾于去年11月28日对明末御史孙征兰进行过专题报道:孙征兰,淇县北阳镇南阳村人,自称睡仙,为官时曾负责向皇帝转交奏折,被称为“转本御史”。后来,明朝灭亡,孙征兰遁回故里。)
岳武佐告诉我们:印月峰摩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明末御史孙征兰的反清复明思想,尤其是“皇明”二字让这种思想暴露无遗。综合起来看,“印月峰”实为“印明峰”,因为孙征兰选择在东边的这面绝壁上题写摩崖,使摩崖朝向东方,即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样,他在题字时便省去了“明”字左边的偏旁“日”,“印明峰”就成了“印月峰”,从而使他内心深处的反清复明思想得以曲折地表达出来。这种藏头露尾的文字表现形式并不少见,像人们熟知的比干墓的碑文,因碑下即是土,碑文便有意写成了“比干莫”。淇县灵山的醒目泉也是如此,碑刻的下面就是泉水,碑文中的“泉”字便省去了“水”,成了“醒目白”。
与其他摩崖不同的是,在印月峰的摩崖中看不到刻石的年月记载,却特意强调孙征兰作为明朝遗老即皇明御史的特殊身份。岳武佐说,这也是印月峰摩崖的独特之处,如果说这是个谜,这个谜并不难解。他说:“印月峰上面的孙家寨还不知隐藏了多少秘密。”
印月峰的四面几乎全为绝壁,孙家寨的寨门就位于印月峰北面的峭壁上。相比之下,北边这面峭壁有一处陡坡,经人工稍许开发后勉强能够攀登进入寨门。寨门这一面虽然也是峭壁,但是峭壁上还是筑起了高高的寨墙,寨门却又很狭小,仅容一人低下头才能通过。由此可以想见当年这里的戒备森严。
正如岳武佐所说,我们进入寨门后向四面放眼望去,确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脚下这片东西长约150米、宽约100米的平地上到处是建筑废墟,让人顿生沧桑之感。
废墟中散落着一些瓦片和缸片,瓦片看起来较为平常,缸片却特别厚,说明当年寨子里使用的缸容量很大。废墟的东南角有个直径约30厘米的石臼,应当是用来舂粮食的。
从废墟的结构可以看出,这里原是一座四合院的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有几间房基里面还有地道口,从地道口向里看地道的走向,这些地道可能是相通的。可以断定,有人曾在这里生活过。
岳武佐说,这座山寨在当地都叫它孙家寨,相传是孙征兰所建,可是这里地处荒山野岭,人迹罕至,到今天连条山路都没有,更无水源,当年的孙征兰为何选择在此建寨?孙征兰一生为官,《淇县志》记载他到了晚年才回到家乡淇县,他为什么到深山里建寨安家,而且建筑规模如此之大,戒备如此森严?岳武佐又说,当地还传说孙征兰在这里练过兵,可是印月峰这弹丸之地屯不了几个兵,而且他所效忠的明王朝已经灭亡,他在为谁练兵?
“这些疑问曾经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多年,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思考这些问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岳武佐说,后来他把印月峰与当地的扯淡碑以及“朱改王”的故事结合起来研究,才解开了其中的历史谜团。
(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