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殿武在自己家中展示他的讨房日记（2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这是2月22日拍摄的赵殿武的讨房日记及日记摘要打印件。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蒋主任态度和善，却拖了4年

　　今年７０岁的国企退休工程师赵殿武，是沈阳市大东区珠林一小区的动迁户。１９９４年５月，他家拆迁。按政策，回迁后应该分给他家三室一厅房和单间房各一套。他交完各类款项，办好手续，等了４年多，往大东区旧区综合开发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下称“旧改办”）跑了上百次，１９９８年终于分到了一套三室房。

　　大房子给了，就剩下那个３７平方米的单间没给，总该快了吧？老赵没想到，这只是他讨房“马拉松”的起点，也是这三大本讨房日记的开头。

　　“１９９８年５月６日。到旧改办问蒋主任这个单间什么时候能办下来，他说你等一等，过几天再说。”赵殿武写道。

　　蒋主任是讨房日记中出现的第一位领导干部，赵殿武和他打了４年交道。他经常耐心地对老赵解释：“这事难度挺大，我们正在着手清查以前的回迁房是不是还有私自留下的。你不要着急，等有信儿我会通知你。”

　　老赵对蒋主任印象不坏，他在１９９９年２月５日的日记中写道：“他的态度还挺好，咱还能说什么呢？”

　　问题是，在办公室经常见不到蒋主任的身影。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老赵往旧改办跑了大约200趟，有很多时候蒋主任办公室的门是锁着的。

　　蒋主任也不是没替老赵想办法。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４日，他告诉老赵：“于洪区柳条湖那边有一套旧单间房，是七楼，你看看行不行？”老赵一听就急了，他全家都在大东区住，却在于洪区给房，怎么去住呀？蒋主任找的那个单间不仅距离太远，而且地处未开发的荒凉地带，十分破旧。最终，他没要这间房。

　　蒋主任也有苦衷。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５日，他说：“真不好查，至今有的房子空着，但房管所的人不配合。再说，咱们的人太少，所以到现在也没有着落。”这一次，他的建议是老赵自己去找，发现哪个回迁楼有空房，回来告诉他，他们再去查。老赵听了直犯晕：“我谁也不认识，怎么找呀？”

　　于主任慷慨激昂，却更难找

　　到２００２年初，蒋主任调走了。

　　春节放长假上班的第一天，老赵找到了新来的于主任。这位领导听了老赵的汇报立　马儿表态：“欠人家的房子，花钱买也得给人家！”

　　但是，于主任又说：“具体情况我刚接手，不清楚。你找唐科长，让她找我说明情况，然后你再来。”

　　听到于主任慷慨激昂的表态，赵殿武兴奋了一阵子，以为这下终于有盼头了。哪知于主任更难找，２００２年６月于主任进党校学习，７月旧改办搬家，老赵都不知该上哪里去找他。

　　此时旧改办日渐萧条，办公室里人也越来越少，连拆迁科的唐科长都不好找了。到９月４日，于主任态度变了。他说：“我工资都开不出来了，你让我怎么办？你就回去等着吧，我们向领导汇报。”

　　韩区长说：“你怎么才来呢？”

　　其实，老赵的日记非常缺乏可读性，很多日子都一样，旧改办不是找不到人，就是告诉他“再等一等”，内容单调枯燥。仅２００２年１２月间，他就跑了最少１０次，都无功而返。

　　终于，关于赵殿武单间问题的报告在这一年末（也许是２００３年初）交给了区政府韩区长。但直到２００３年４月３日，老赵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决定立刻去区政府。

　　４月８日，他终于见到了韩区长。老赵这一天的日记记得特别详细：“门开了，有三个人拿文件袋准备到对面会议室研究事情。我上前去问，哪位是韩区长？什么时间能回来？因为我不认识韩区长。其中一人立即停顿了一下问我，你找他什么事？我说回迁房的事。他反问，回迁房什么事？我告诉他动迁将近１０年了，交款已８年，到现在房子还没给我呢。

　　“他说，那你怎么才来呢？我告诉他，这些年旧改办就是拖着不办，一直说没房源。

　　“他听后，气愤地质问，房子呢？盖的房子都哪去了？谁管的？

　　“我告诉他，先期是方志勇，后来是蒋维绶，现在是于连德。他告诉我，你去找于连德，让他把你的情况和有关动迁手续的复印件都给我拿来。

　　“我说，旧改办姓刘的办公室主任说，材料年前就交给区政府了。

　　“他说没见着，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没房子我还要处理他呢。

　　“接着我问韩区长，我把材料交给你行不？

　　“他说不用，你让于连德给我拿来就行了。

　　“就这样韩区长走了。”

　　区委刘同志说：“对这件事我们是相当重视的，我们也下去查了”

　　２００４年全年，旧改办只剩下两三个人在办公，老赵去了几十次，根本找不到于主任。

　　等到２００５年初，旧改办就剩下一个姓齐的人在值班。老赵问于主任哪去了，齐说：“我们还找他呢，谁知去哪了？多少个月不开工资，谁管我们呢？”

　　又是两年过去了。无奈之下，老赵想到了找党委。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老赵的日记中写道：“下午１点３０分，我将动迁单间房的申诉材料交到大东区委办公室。信封正面写的是：区委书记亲收，并注明了我的电话和住址。”

　　此后几个月，老赵不停地到区委询问办理情况，又把全部材料重送了一套到区委，然而一直没有回复。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１日下午，老赵找到区委督察室刘云峰同志。刘说：“对这件事我们是相当重视的，我们也下去查了，现在旧改办已撤销，归属大东建筑总公司管。”最后刘让老赵去建筑公司找姓高的经理。

　　下午老赵到区建筑总公司找到高经理，他挺客气，说：“到２０４找薛军，他负责办。”找到薛，薛让老赵把材料再送一份来。

　　又过了半年，其间老赵找了薛军数十次，总共见到过两次。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５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老赵又来到建筑公司。办公楼前一伙人正忙着放烟花爆竹。

　　等爆竹放完，老赵遇到了高经理。高经理又让他找薛军的上司张守毅部长。张部长是这样说的：“２００４年法院冻结了旧改办的账户，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但还有一部分没解决的，现在我们都在找旧改办的空房。他们的人被免职的免职，下岗的下岗。薛军是现在他们的代理法人，他不敢上班，你怎么能找到他呢？”

　　“高经理我求你了，想办法给我办了吧”

　　２００７年８月３日，老赵在日记中写道：“这哪是办事的人？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要为人民办实事，这是办的什么事？”

　　２００７年８月７日的日记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大早，老赵到建筑总公司三楼等高经理。等了两个小时，遇到了张部长。张部长告诉他：“你找高经理，你和他好好说。你就说：求你了！让他找我，把你的事儿给办了。”

　　老赵写道：“在楼下又等了一会儿，高经理终于来了。我拦住他和他说，你是否还能记得我？自从去年８月初找到你，到今天已整整一年了，欠我的单间房子到现在也没结果。我对高经理说，钱都交了10年多了，什么都不差，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不给解决，差在什么地方了？”

　　“最后我按张的意图恳切地对他说，高经理我求你了，想办法给我办了吧。

　　“他说，好，我找他们了解一下，让他们给你尽快办。

　　“这样又把我打发回来了。”

　　“我期盼着，全家人也期盼着”

　　老赵的１０年讨房日记属于个人记录，日记中涉及到的当事人，记者现在很难一一对号核实，但老赵10年没有拿到应得的房子却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在赵殿武家看到，这个普通的两室两厅（顶小三室）房子里，全家８口人挤在一起。老赵的两个儿子都下了岗，买不起房，只好拖家带口地跟着父母住。两个房间被儿子两家占了，老赵和老伴只能睡在客厅沙发上。

　　今年３月中旬，老赵告诉记者，张部长主动找到他，要他带着所有的相关手续到办公室来一次。在检查完所有的手续后，张告诉老赵，这次争取到３月底之前给解决。

　　３月２７日，记者来到大东区建筑总公司，张部长告诉记者，公司打算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给老赵解决问题，房子肯定是没有了，准备清算一下“旧改办”的资产，变现后争取给老赵多点补偿。

　　同日，记者又来到大东区区委找到刘云峰，他说老赵确实找过他几次，“通常都由区信访局接待，考虑到不让百姓白跑腿，区委责成我们督察室给予接待协调。”刘说，“我很同情老赵，把他的材料也转给了区委领导，领导也有批示，要求尽快解决。”

　　“我听说，好像快解决了吧！”

　　(新华社沈阳3月30日电)

　　“你等一等，过几天再”——这是赵殿武最怕听到的一句话了。为了一套按政策理应分给他的37平方米单间房，这位沈阳的动迁户在有关部门之间跑了10年。如今，他的这间房子终于有了盼头，可房子没有到手，心里还是不踏实。

　　从1998年起，赵殿武把自己每次讨房经历都写了详细的日记。10年来，他的日记写了三大本。翻阅这些文字，人们心头涌起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