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我国正式将大运河以中国大运河的名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浚县的卫河作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了保护和申报的范围。专家对此解释说，中国大运河的形成经历了古运河、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等不同的阶段，从前一提起运河人们只想到京杭大运河，而忽略了隋唐大运河。

　　连日来，记者走在中国大运河浚县段蜿蜒的卫河大堤上，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了万里长城。横亘东西的万里长城与纵贯南北的大运河这两项杰作堪称历史上的姊妹篇，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修筑长城的秦始皇与开凿运河的隋炀帝均被冠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劳民伤财而背上了千古骂名，这两项浩大的工程耗尽了国家的财力物力，导致秦朝和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

　　曾有古人痛骂隋炀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尽管如此，隋炀帝修通了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了南北交通大动脉，为促进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浚县卫河的前身即隋朝时期修通的一段运河，时称永济渠，因流经古卫国之地，后称卫河。这段运河从前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漕运相当发达，正如诗中所云：“云溪燕语卫水舟，橹桨声声入梦来。”

　　■卫河原为淇河故道

　　淇河系卫河支流人所共知，殊不知古时的淇河曾一度投入了黄河的怀抱，浚县境内的淇河故道后来被卫河取而代之。

　　“现在浚县境内的卫河基本上是古淇河的故道，它的名称在历史上几经变更，由古时的清水、屯氏河、白沟、永济渠、御河逐步演变而来，并且与黄河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站在《浚县地图》前，浚县文物旅游局张富民指着地图上对卫河、淇河和黄河的标注向记者介绍了卫河的来龙去脉。张富民说，春秋战国以前浚县南面的黄河没有完整的北堤，由于泥沙淤积严重，黄河河床逐年升高，导致河道逐步向北滚动，到后来与淇河的河道交汇在一起，使淇河在浚县南部注入了黄河，这样一来浚县境内的淇河绝流、河床干涸了。干涸后的淇河故道遍布蚌壳类动物的残骸，看上去白花花的，因而当时人们称其为白沟。白沟便是隋炀帝开挖的永济渠的前身。“直到现在浚县小河镇境内有一段淇河故道仍被当地人称为白沟，上面还能看到白色的贝壳。”张富民说。

　　到了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为了攻打盘踞在邺城的袁尚，在今浚县新镇镇枋城村南约1000米处筑坊堰，阻断淇河流入黄河的去路，让淇河重回故道，以便由水路为进军邺城的人马运送军饷。曹操“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的白沟水运工程开创了浚县卫河漕运之先河。

　　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为发展漕运和北征辽东的需要，在曹操开挖的白沟水运工程的基础上组织民工开挖永济渠。史料中记载，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就这样，永济渠“鸠占鹊巢”，反而让淇河成为其支流。

　　■大运河“申遗”离不开卫河

　　在浚县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运河“申遗”工作启动后，省政协调研组和全国政协考察团先后来到浚县，对大运河浚县段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专家们一致对大运河浚县段卫河的历史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大运河浚县段文化遗存之古老、完整、丰厚，历史价值之大，是较为罕见的。它丰富了我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材料内容，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调研、考察的专家们离开了浚县，而浚县卫河沿岸文化遗存在大运河“申遗”中的巨大价值进一步显现出来——大运河“申遗”离不开卫河。

　　蜿蜒而又宽阔的卫河大堤穿越浚县全境。记者沿卫河采访时，奔流不息的河水将记者带回到了卫河古老的历史长河之中。

　　张富民引经据典地说，当年隋炀帝乘龙舟由永济渠直达涿郡，对永济渠的通航能力进行了全线检阅，检阅的结果令隋炀帝非常满意。于是，隋炀帝要利用这条水道来满足他拓展疆土的需要，他前后三次发百万大军北征辽东，这三次征战的后勤供应主要就是依靠永济渠来完成的。书中对当年永济渠繁忙的航运景象有着这样的记载：“发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攻取之具，往返载道数十万人。”由此可见永济渠的航运能力非常强大。

　　到了唐代，朝廷将黎阳仓之储粮由浚县永济渠运往京师。为增强浚县的漕运能力，又动用两千兵力疏浚永济渠，使浚县段大运河成为当时南北运输的重要航道。

　　永济渠由隋炀帝所开，在后来的唐、宋时期又均被当作皇家的御用河道，因而当年又被称为御河。自明代起，御河改名卫河。

　　上述一番介绍让记者似乎对浚县段的大运河有了初步了解——毕竟，大运河太古老了。

　　眼下，大运河“申遗”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当中。为配合这项工作，张富民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卫河。他说，卫河作为历史上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航运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自卫河的前身永济渠开通后，中国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通杭州，北抵北京，河道整体上呈“之”字形状，在运营了500多年后，历经隋、唐、五代和宋，到了元代建都北京后将大运河截弯取直不再走洛阳和西安，航程缩短了900多公里，形成了后来的京杭大运河。

　　此后，卫河的航运业依然相当发达，直至30多年前还可见木船扬帆、渔舟撒网，可闻橹桨声声、纤夫打号，码头上货物装卸应接不暇。

　　尽管历史上浚县段大运河的名称多次变更，但是河道基本上还是现在的卫河的走向。之所以说大运河“申遗”离不开卫河，是因为专家们在卫河沿岸发现了众多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化遗存。

　　目前，被确定为与大运河有关的卫河文化遗存有：公元204年曹操伐袁尚时在浚县境内建造的古石堰，隋朝时期在卫河东岸修建的黎阳仓，位于浚县西南堤壕村的宿胥口，建于明代的五孔云溪桥，春秋时期的故城顿丘，新镇渡口、淇门渡口、屯子渡口、圈里渡口等渡口遗址，枋城、淇门、耿湾、申湾、埽头、新码头、码头、下码头、郭渡、王渡等众多与卫河航运有关的地名；《金鼓堆》、《韩宰相妹妹筑金堤》、《王越修云溪桥》、《泥咕咕大败宇文化及》、《龙槐拦驾》等与卫河有关的浚县民间故事与传说，曹操与袁绍黎阳之战、石勒与向冰枋城之战、晋燕枋城之战、前秦后燕枋城之战、隋文帝建黎阳仓、杨玄感黎阳起兵等历史事件。

　　正如专家所说，浚县卫河沿岸的文化遗存对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文化遗存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珠撒落卫河两岸，展示着这段古老运河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

　　■出土文物助推“申遗”

　　中国大运河如此漫长的流程与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条运河无可比拟的。

　　由隋炀帝发动500余万民工、耗时6年修凿的长达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无疑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在后来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成为了国家的生命线。

　　“浚县段大运河是目前河南省境内唯一尚存于地表的一段古运河。”张富民说，大运河的变迁与黄河的变迁密不可分。由于黄河在历史上发生了若干次大的水患和河道迁移，由隋朝修凿、唐朝续修的隋唐大运河许多河段被黄沙和淤泥埋入地下。这种情况通过在大运河故道考古发掘出来古桥、古码头、古仓窑和古瓷器得到了证明。

　　而浚县境内的古运河至今在地表上奔流不息，可谓为“活”的历史，它在研究隋唐大运河中是不可多得的。这段古运河沿岸的历史文化遗存为数众多，特别是保留至今、与大运河有关的古城、古墙、古佛在整个大运河的地面遗迹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浚县的黎阳仓遗址更令前来调研和考察的专家学者惊叹不已。

　　今年1月9日，位于浚县小河镇境内的大运河故道出土了两只古船的残骸，同时出土的还有人的遗骨和两只木桶。沉船位于地表5米以下，为木质结构，船帮厚约4厘米，每块船板宽约3厘米，船板之间用铁扒锔固定相连，船体宽度约1．2米。由于沉船的另一段船体仍在河中，无法测量沉船的长度。紧靠沉船的外侧有一块带有柳条纹的残砖，经考证系宋代以前的古砖。

　　张富民说，沉船是被当地挖沙的村民首先发现的，沉船上有木桶和人的遗骨，说明该船不是被废弃的旧船。人的遗骨位于沉船的船帮上，呈挣扎状，据此推测可能是由于当时洪水暴发导致人与船同时沉没于水中。那块古砖可能是当时被洪水冲进河中的，从古砖的年代来看，该船应当是宋代以前的沉船。

　　1987年春，在浚县新镇镇枋城村南面的淇河河道出土了一座古代建筑，该建筑呈弧形，横跨淇河河床，其用料均为长200厘米、宽50厘米的石板，石板由重达5公斤的铁扣固定相连，整体上像一座拦水坝。这座古建筑的发现，与史料中记载的曹操筑枋堰“遏淇水入白沟”的历史事件得到了相互印证。

　　曹操之所以要兴修白沟水利工程，这还要从当年在浚县爆发的黎阳之战说起。东汉末年，皇权衰落，群雄并起，曹操与袁绍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双方你争我夺，互相讨伐。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的人马向黎阳进攻，黎阳之战爆发。战争后期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过了四年后，具有雄才大略的曹操做出了惊人之举，他为了彻底消灭盘踞在北方的袁氏集团，决定截住流向黄河的淇河，让淇河改道重新流入白沟，通过白沟便捷的水路向北进攻。

　　曹操实施的这项工程不曾想被400年后的隋炀帝利用起来，隋炀帝对其加以改造，让浚县成了南北交通的枢纽。

　　1972年，当地群众在对卫河清淤的过程中发现了一通墓志，墓志铭中说明墓的主人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

　　李密当年曾跟随杨玄感反隋，后加入瓦岗军并当上了首领。隋灭后，李密又反唐，在与唐军激战中身亡。李密死后被葬在浚县大伾山西南2．5公里处。书中记载，李密死后“以君礼葬黎阳山西南五里，坟高七仞”。

　　河道中怎会有李密的墓志？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李密墓早在元代以前即被盗，墓志可能是被人丢弃到河中的。另一种可能正如张富民所说，卫河在当年可能出现过改道，将李密墓淹没在了河中。

　　眼下，我国“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已经拉开序幕。大运河浚县段出土的古墓碑、古建筑、古沉船及其他一系列的历史文化遗存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历史性的实物资料。

　　（未完待续）

　　■记者  陈志付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