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发生到现在，在灾区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从未出现在镜头前，但是，通过他们的“眼睛”，广大电视观众看到了一幕幕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动人情景，他们就是央视的摄像师。日前记者采访了赶赴灾区的4位中文国际频道的摄像师，他们的讲述令记者想起海外新闻部副主任王未来的那席话：“观众们看到的图像离现场越近，我们的摄像师就越危险，可以说，他们的付出更多!”

　　周琨：

　　亲历垂直救援

　　摄像记者周琨曾经数次拍摄过地震之后的场景，但他告诉记者：“这次汶川之行，是我最受震撼的一次拍摄经历。”

　　周琨和同事在12日晚上抵达成都后，第二天就开车来到了都江堰的聚源中学，垮塌的教学楼、焦急等待的家长、废墟中随处可见的书包和课本……这些都在向周琨无声地倾诉着刚刚发生的那场灾难。“我刚刚当上父亲，看到这些场景，觉得很心痛。”拍摄了不少救援的场景后，周琨与记者万灵就驻守在都江堰。

　　14日，他们在外出途中遇到一位战士后得知在不远处有一个救援现场。来到现场后，周琨发现这是一座上半部分已经垮塌、下半部分摇摇欲坠的6层楼房，两台挖掘机用挖斗支撑着废墟，使得救援工作得以开展。周琨钻到挖斗下，用镜头记录着救援工作的每一步进展。“现场有一位工程学教授和两位力学博士，他们指挥着救援，先后实施了好几套方案。”从白天到夜晚，9个多小时后，废墟中的女孩被救出来了。在一旁守候的女孩的哥哥失声痛哭，他告诉战士们昨天是妹妹的20岁生日。“这时候，不知道谁首先唱了一声‘祝你生日快乐’，救援现场所有的解放军战士都跟着唱了起来，他们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睛里含着泪花。”奇迹发生了，女孩慢慢清醒过来。虽然战士们的声音已经嘶哑，“那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声……”尽管记者之前已经数次听到这个故事，但是身为亲历者的周琨的讲述依然那么动人。

　　来到汉旺镇后，周琨在一个幼儿园的废墟旁见到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在等待自己的孩子被发现。“他们已经没有泪水了，脸上是一片茫然。”后来有人告诉这对夫妇，一些孩子的遗体已经被运到远处的殡仪馆了，万灵和周琨决定送送这对夫妇。“他们下车时还不忘对我们说谢谢，关上车门后我的眼泪实在是忍不住了。那是我到灾区以后第一次流泪。”

　　空中救援在此次抗震抢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琨也曾经跟踪拍摄垂直营救的全过程。在拍摄中周琨遇到一位获救者，他已经被困10多天了，身上有伤，如果没有空中救援，很可能遭遇不测，因此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在直升机上往下拍摄，对周琨来说是一个挑战，每一次他都系上安全带，然后将上半身探出机舱，用绑在手上的DV机拍摄。“和那些飞行员相比，我所做的算不上什么。那些飞行员多是执行海上救援任务的，这次救援环境大不一样，距直升机几十米的地方就是悬崖峭壁，有时候还有高压线，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

　　周琨离开北京的时候，他的儿子刚40天。刚到灾区的时候，由于手机信号不好，他一度和家里失去了联系。过了些日子，周琨才陆续收到妻子通过手机发来的儿子的照片。“小家伙一天一个样，挺好的。”周琨的话语中透着浓浓的幸福。据周琨的同事说，这个人高马大的汉子经常在闲暇时拿出手机翻看儿子的照片，以缓解思念之情，但一有任务周琨则马上扛起机器就出发。

　　刘沙：

　　责任是第一位的

　　对于刘沙这个名字记者并不陌生。在采访与刘沙搭档的记者张鸥时，他曾经提到自己和刘沙找了一辆车开往重灾区，途中张鸥实在支持不住睡了一觉，其间刘沙还一直在开车。记者暗自猜测刘沙应该是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海外新闻部副主任王未来的话让记者吃了一惊：“刘沙今年都52岁了，是前方记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刘沙是一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到灾区。接通他的电话后，那边传来的是低沉浑厚的声音：“刚到灾区的时候，我见到的那一幕幕，这一生都不会抹去。”刘沙年轻时当过兵,海城地震、唐山地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战友还曾经去唐山参与过地震的救援工作，即便如此，灾区的景象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大冲击。当时刘沙和张鸥急于赶往重灾区，他们面临着车好找但找不到司机的问题，于是刘沙干脆自己当起了司机。“我对那边的道路和路况都不熟悉，来到德阳后，我们找到当地宣传部的一位干部，请他为我们当向导。”就这样，刘沙开车一路“摸”到了汉旺镇。此后刘沙“一发不可收拾”，频频担任司机：“我单独驾车大概去了4趟都江堰和3趟德阳。”有一次同车的张鸥实在是太困就睡了一会儿，睁开眼睛时他吓了一跳，“因为睡觉前我们还在成都，等他醒来发现已经在都江堰了。”

　　说到开车，刘沙没有过多地提到路上的险情，他对记者讲到了途中遇到的一些孩子：“那些孩子在纸板上写着‘谢谢你们’，或者画上画，每当有车辆经过，就朝着车举起纸板，这让我们特别感动。”深入一些灾区采访时，刘沙一直没有戴口罩。“也许从卫生防疫角度上讲，这样做不太规范，但是我觉得这能够体现对死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尊重，在采访拍摄时人家也相对容易接受。”

　　在采访的最后，刘沙说：“我觉得责任是第一位的，多做一点儿事情，就是为灾区多出一份力，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的职业。”让刘沙感到安心的是来自家人的支持，“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怎么做过家务，她都习惯了。”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位贤内助的形象。

　　郭民：

　　既欣慰又心酸

　　5月26日，跟随法国医疗队采访拍摄的郭民，遇到了青川6．4级余震；27日，当他来到青川拍摄狮子梁大裂缝的时候，又先后遇到了当地发生的5．4级和5.7级余震。这些让22日就抵达灾区的郭民充分感受到了地震的可怕。

　　26日拍摄完毕之后，郭民和同事主动要求去青川采访：“在通往青川的路上，我们时常遇到山体滑坡，因为山石都酥软了，司机都挺害怕的。”

　　到青川后，郭民发现这里的灾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90％的房屋都倒塌了，剩下的房屋也都摇摇欲坠。”在青川期间，郭民就一直密切关注着狮子梁大裂缝，因为它对青川县城构成巨大威胁。“每天都有专家上山监测这条裂缝的变化，我们就想到要跟踪拍摄。”

　　上山前，5．4级余震发生了，“脚下摇晃得厉害”。余震平静后，郭民和同事决定继续上山。走到半山腰时，5．7级余震发生了。“这次震感更加强烈，当时我们在裂缝的北山坡，如果余震厉害的话，这里特别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好在有惊无险。”

　　在青川县城内，郭民遇到了很多让他难忘的人，“我们遇到一位军医，他俨然是个‘孩子王’，带着一群五六岁的孩子唱歌、跳舞、做游戏，那些孩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在青川一所中学的废墟上，郭民遇见一位初二女生，经过询问他得知，这个女孩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幸存孩子之一。地震发生后，她非常想念自己的同学，于是瞒着父母到学校寻找同学。在郭民的帮助下，这个女孩找到了3个同学，4个孩子抱在一起喜极而泣，郭民既欣慰又心酸。

　　在拍摄一些危房时，郭民见到了一支勘测队，他们专门负责评估房屋的损毁情况，这支队伍的带头人是来自杭州的一位房地产商人。“地震发生后，这位老板扔下自己的生意，带着公司里的专业人员来到青川，无偿为受灾群众勘测房屋。时常有余震袭来，可以说他们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的。” 

　　郭民在拍摄期间，还曾坐过一位来自河南的房地产商人的私家车。“他在地震发生后开着自己的车送救援物资到青川，到达后他让司机开着自己的车帮助别人，然后自己为受灾群众当司机，采访时他告诉我们，来到青川后经常边流泪边干活。”

　　杨小刚：

　　确保机器没事

　　这几天，杨小刚和搭档任永蔚一起，成了“飞人”——每天都要乘直升机到北川的唐家山堰塞湖进行采访拍摄。堰塞湖，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因为有些堰塞湖的水位不断升高，直接威胁到位于其上下游的人民群众，唐家山堰塞湖就是其中最危险的一个，国家已经为排除该堰塞湖的险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可谓是一场攻坚战，因此唐家山堰塞湖抢险工作成为新闻媒体的报道热点。

　　杨小刚和任永蔚搭乘直升机接近唐家山堰塞湖的第一天就起了大雾，直升机根本不能靠近堰塞湖，采访只得作罢。从第二天开始，两个人便在堰塞湖周边拍摄。“那时直升机压根不能完全降落，只有‘一只脚着地’，我们得从直升机上跳下去。螺旋桨刮起的风沙很大，让人睁不开眼睛，更具体的情况让任老师给你介绍吧。”一旁的任永蔚接过电话告诉记者：“现在唐家山堰塞湖在24小时不间断地挖泄流槽，让洪水能够缓慢下泄。堰塞湖是山体滑坡形成的，湖滩上满是淤泥和树木，路面上是一个个土包，崎岖不平。在上面行走非常艰难，有时候下坡就像滑滑梯。”介绍完堰塞湖的情况，任永蔚向记者说起了杨小刚的敬业：“由于湖滩上有很多断裂的树枝，杨小刚的脚被划伤了，也没法包扎，一直带伤工作。直升机降落时卷起的沙石让我们满面尘土，杨小刚每到这时都特别注意保护好机器。”记者向随后接电话的杨小刚问起这件事，他只是笑着说：“机器没事。”

　　杨小刚随后向记者讲起自己的汶川之行：“我们快到理县的时候，一路上简直是飞沙走石，一大片塌方就发生在我们面前，我们等了10多分钟，上前把石头搬开继续走。等到我们从汶川撤离的时候，半路上汽车坏了，而且就坏在一处塌方的附近。后来我们拦住几辆车，司机都非常热心，帮助我们修好了车。就在我们撤离的第二天，汶川下起了大雨，道路又被堵了。”在杨小刚经过小金县的时候，有几位站在路边的乡亲敲他们的车窗，“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了。没想到他们一下子递给我们很多食物，有鸡蛋、面包、火腿肠，还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我们就是尽自己的一点力’。又走了10米左右，路边站满了男女老少，都在给救援的战士、志愿者还有我们送饭。那一刻，我更加深刻地觉得再危险、再辛苦也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