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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7月13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东湖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张孟苏今年高考考了445分(文科)，只能读个独立学院，但新加坡一所大学却在一次面试之后预录了她，还给了她20万元的奖学金。

　　报道说，张孟苏到武大参加招生咨询会时，看到西南大学的女教师在拆雨篷时十分吃力，就走过去帮忙。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被坐在一旁的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老师看到。张孟苏就这样获得了新加坡一所高校的面试机会。在半个多小时的面试中，张孟苏用英语、普通话向5位面试考官推销自己，新加坡老师当即决定预录她。

　　“幸运之花”不要只为个别人开放

　　用“传奇”两个字形容张孟苏被新加坡一所大学录取的过程，恰如其分——仅仅是帮女老师拆雨篷，就获得新加坡一所大学的面试资格，并被预录。张孟苏的高考成绩在国内只能读独立学院，现在却能去国外就读，张孟苏确实是太幸运了。

　　张孟苏的幸运让我们想起了同样“幸运”的天才作家蒋方舟——清华大学因为她的写作才华降60分录取她。此举受到广泛质疑，认为有损大学的公平录取。

　　蒋方舟的文学才华是有作品为实证的，可公众却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宽容。这次张孟苏因为乐于助人而获得面试，仅仅经过半个小时面试就被录取了，而且还得到公众的广泛好评。公众舆论为何会对录取张孟苏和蒋方舟表现出如此不同？

　　假设录取张孟苏的是国内的一所大学，公众舆论会作如何评论？为何我们会认为新加坡录取张孟苏，是因为她的个人综合素质确实高而没有别的因素？推测一下，即使当时国内大学的招生老师也看到了张孟苏的助人为乐，会不会作出对其进行面试的决定呢？

　　大学招生不能只看分数，大学招生的制度可以灵活一些，这样的理念我们早就知晓，也早在实践，可是步子迈得很小心。其实，公众也是希望大学在招生上能够多元化，在录取学生上也不要只看学生的成绩，公众更希望各种各样的人才都能被大学录取。公众之所以质疑蒋方舟，是因为我们大学的招生制度还没有公正到让公众放心的程度，不时暴露出来的招生腐败案就说明了这些。

　　因为对新加坡大学的信任，进而对张孟苏的被录取表现出赞赏；因为对国内大学的不信任，进而对清华大学录取蒋方舟质疑——对这两种不同结局，要反思的不只是大学。因文学才华被清华大学录取是个案，因助人为乐被新加坡高校录取也是个案。其“传奇性”注定了没有普遍性。让我们思考的是，我们的大学如何在招生制度上做到真正的公开、公平、公正？

　　“幸运之花”不要只为张孟苏和蒋方舟开放。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大学招生制度。

　　“新加坡高校录取低分高考生”给我们上了一课

　　实际上，张孟苏不经意的助人为乐行为并非偶然。据报道，在学业繁忙的高三，张孟苏仍然一直是“活跃分子”。她担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长、团支书，经常为宣传海报等事情熬夜；担任校文学社社长，带领社员组稿、编辑、拉广告、出文学刊物，发起暑期社会实践，组织同学去老区体验生活。多年来，她获得的各种奖状和荣誉证书放了好几抽屉。

　　可惜的是，张孟苏这样的综合素质不错的学生，在注重单一评价机制的教育体制中往往不占上风，尤其是在她的考分不太高的时候。她的高考445分的分数与中国知名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相差甚远。

　　我们知道，国外一些高校考评学生时，不只看其学习成绩，更要看其综合素质。新加坡高校在“不经意”的观察中选中了张孟苏，其实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国外很多高校在招录学生时，首先考查的是学生的心理素质，其次才是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这样的情况，实在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单一的评价机制、一考定终身的考试机制所不及的。

　　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培养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人。我们应该多培养综合素质过硬的学生。要做到这些，首先需要改变单一的“分数决定论”，继而对考试方式做一些科学的改进——在这方面，新加坡高校给我们上了一课。

　　“助人获录取”：难以复制的样本

　　举手之劳，帮个小忙，获得赏识，成功录取，高额奖学金……于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多么美妙的机缘巧合！助人为乐的故事被煲成一碗“心灵鸡汤”。不过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碗虚补的“心灵鸡汤”。

　　说它“虚补”，既是指它的营养价值不大，更是指它几乎不可复制。事实上，透过这碗“心灵鸡汤”的美味，我们需要思考和剖析隐藏其后的种种真问题。

　　其一，张孟苏在招生咨询现场助人为乐，为什么国内大学的老师视若无睹呢？这就涉及大学体制和办学理念等复杂问题了。不得不承认，国内不少大学长久以来一直习惯于“唯分数是举”的思维定式，因而对张孟苏的“举手之善”视而不见。

　　其二，新加坡老师录取张孟苏，其助人为乐只是一块“敲门砖”，而“全国青少年机器人大赛二等奖、全国网络英语综合技能三等奖、全省书信作文大赛一等奖、英语口语三级”等体现出的综合素质，才是张孟苏被录取的真正原因。助人为乐作为一种道德品质，难以进行精确的衡量和比较。充其量，助人为乐只是其引起招生老师注意的因素，并不是她最终被录取的决定因素。

　　如上种种，学生的“助人获录取”只能视为一种特例，并不具备推广的现实可能性。

　　（据《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