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韩晓红

　　1980年，农村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我市，浚县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任浚县善堂镇东什村会计的郭丁存亲身经历了这一改变农民命运的重大改革，他告诉记者，“包产到户”前，除了挣工分外，即使最好的年份，全家一年基本上也没什么收入。土地承包到户后，他家共分了10亩地，去年一年收入就达到了2万多元。他说：“现在和改革前相比，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家里除了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外，还盖了二层楼，买了汽车。多亏党的政策好，让我们农民越干越有劲，生活越来越富裕。”

　　先前靠国家救济过日子

　　改革前，郭丁存所在的村叫善堂公社什村，村里分为11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人数不等，全村共有3000多人，他被分在第二生产队。1982年，什村被分成了东什村、西什村和西郭庄村，郭丁存现任东什村会计。“当时，我是村里的保管，也算是村干部吧！”郭丁存笑着说。当时每个生产队都设有政治队长、队长、副队长、民兵排长、妇女队长、会计和保管等职位，这些人统称为村干部。生产队还有专门的计分员和饲养员，但都不属于村干部。

　　从郭丁存记事起，就有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春天刮大风，一到秋天就淹，村里的地不好，农民完全是靠天吃饭。有一年，因为发生了自然灾害，整个生产队三四百亩地一共打了18斤麦子。“你想想，总共18斤麦子，够一个人吃吗？”一想起那些日子，郭丁存心里就不好受。

　　村上每户人家都吃过国家的救济粮，救济粮是定量供应的，以人为单位，每个人分一点。到了过年，公社分配一点面，这样，每到过年，家家还能吃上点细粮。他说，从解放初到1978年，农村集体生产搞了二三十年，可许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居然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

　　土地要承包到户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从分地开始，当年分地时的情景，对郭丁存来说依然历历在目。

　　那年秋天的一天，时任什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富印通知11个生产队的队长到大队部开会。在会上，刘富印告诉大家，国家有新的政策了，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分到各家，自己干自己的。

　　紧接着，这11个生产队的队长马上召集生产队的干部开了个小会，将政府的新政策告诉大家。“我参加了这个小会。”时任什村保管兼民兵排长的郭丁存告诉记者。“开大会了，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当村民们在生产队的大院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后，议论纷纷，心情非常复杂，思想也很不统一。

　　“这说分就分，我们什么都没有，这怎么干呀？”

　　“大伙在一起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单干呀！这不成了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当时，群众中说什么的都有。还有一些群众尤其是缺少劳动力的老弱病残和孤寡人员很担心、有顾虑，认为在大集体时自己还能享受一定程度的照顾，一旦单干以后，自己有困难就没人管了。也有一些农民觉得，以前集体劳动时，该上工时，只要听村干部安排自己干什么活就行了，干完活什么都不用操心。现在分田到户后，一切事务都要自己张罗，实在太劳神。

　　郭丁存最早接触到分田到户，是在善堂公社开技术会时，从会议上了解到美国、苏联农村的地都是各家种各家的，每家都用上了拖拉机，机械化程度高，粮食产量也高。当郭丁存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父亲时，父亲使劲地摇头，连声说：“你说瞎话，自己家能买得起拖拉机，这咋可能？咱村里3000多人，才只有一台拖拉机。”

　　村里的人对外国的事情不了解，也不相信，而在此前，国内的小岗村已经为包产到户带了个好头。1978年秋收后，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秘密签下一份协议，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和结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农民向国家和集体交纳一定的赋税和提留后，剩下的全部归自己所有。这种后来被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做法，使该村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22元跃升为400元。这一变化不仅结束了小岗村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还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令周边群众纷纷效仿，“大包干”迅速在中国农村大地推行开来。

　　“我一直都是村干部，政府的政策我当然全力支持。”郭丁存说到这，很是自豪。

　　郭丁存所说的联产责任制准确地说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具体形式有两种：一是包干到户。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二是包产到户。实行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超产归自己，减产赔偿。

　　改革了，农民有使不完的劲

　　据郭丁存回忆，当时分地时，将好地和不好的地分开，按人数平均分到每户人家。原来属于大队的农具，折价卖给农民。他家五口人，分了10亩地，其中4亩多算好地。郭丁存说，好地就是能浇上水的地。

　　分地初期，村里的群众手里没钱、思想上有顾虑，并没有在土地上投入太多。大家都互相观望，唯恐政策再有什么变化。郭丁存思想比较开放，他从一开始就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下足工夫，一家人起早摸黑，辛苦劳作。由于周围几百亩地没有井，老郭和其他几户村民商量着打了一口井，每当浇地时，很多村民都排队等着用井水浇地。

　　第一年下来，他家分的4亩多好地打了700公斤麦子，除了一些费用外，还落了300元钱。郭丁存拿着钱数了几遍，高兴得合不拢嘴，“第一次见这么多钱，干啥用呢？”他跟孩子的姥爷商量后，将钱存到了信用社，这是他第一次存钱。说起挣的这第一笔钱，至今老郭依然很兴奋。

　　郭丁存告诉记者，承包之前集体劳动时，村民干什么活由队干部安排，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早上出工就能都拿到2分，上午出工拿到4分，下午出工也能拿到4分，如果再加班就有加班工分。每年分红时，郭丁存所在的生产队一个工分能分毛把钱，收成好的生产队一分也就值两毛钱。分值的高低与收粮食多少成正比。

　　事实证明，包产到户不仅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而且增强了劳动的责任心。随着村民们顾虑的打消，许多人家都开始在土地上倾注全力，家家户户相互间较着劲拼命干，你今天早上5点起，我明天早上4点起，看看谁的干劲大，全村老百姓都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粮食产量明显增加，农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改革带来了新气象

　　1970年什村通了电，不过刚开始时，也只有村大队部才用得上电。改革开放后，老百姓家里也正式通上了电，原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由电带来的变化着实让农民心里也“亮”了起来。

　　“你看，我们村现在家家都用上自来水。”回忆起从前，全村老少一大早就到村上那两口井前排队担水的情景，郭丁存很是感慨。村民谁跟谁闹矛盾了，大家都会来调解，调解时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谁跟谁不吃一口井的水呀！”

　　1970年以前，什村主要种植高粱、黄豆、绿豆、红薯等作物，吃的是红薯，喝的是高粱面糊糊，根本吃不上白面馍。“如今，我们是想吃啥就吃啥，不比城里人差。”郭丁存说。

　　郭丁存告诉记者，包产到户第一年，在一家人的精心耕作管理下，他家的小麦产量比上年增加了500公斤以上。此后，每年都有所增加。他家每年除了上缴公粮外，余下的粮食自己根本吃不完，还可以拿到市场上换成钱，逐渐地，自己的手头开始有了积蓄。随着积蓄的增多，1988年，分地的第八年，郭丁存决定把家里原有的三间土坯房重新翻盖。就这样，他盖起了5间带走廊的喷红瓦房。“那时，我找来的工人不会盖，又专门从外村找人来喷了红漆。当时，谁家能盖上喷红瓦房，乡亲们都很羡慕的。”

　　郭丁存脑子活，1990年他又从村里包下10亩沙丘地。“村里通过公开竞价的形式，以200元起价，公开发包村里的10亩沙丘地。开始我就决定了一定要包下来，通过几轮竞价，我以700元的价格包下了这10亩地10年的使用权。”郭丁存说，“承包后，我到外地找来了推土机，将沙丘推平，又花钱雇人打了水井，修了土路，将沙地变成了良田，我一年种两季粮食，一季种麦子，一季种花生，每年能打麦子5000多斤，花生3000多斤。”10年下来，郭丁存又攒下了不少积蓄。1998年，郭丁存家又盖起了漂亮的二层楼房。

　　如今，彩电、冰箱等城里人有的家用电器，郭丁存家也全都有了。“以前农民不敢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情景现在全都实现了。”郭丁存说，像他这样条件的人家村里有100多户。

　　我家也买了新汽车

　　郭丁存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988年，手头有了积蓄的他决定买台拖拉机，于是就和父亲带着钱前往县城。路上，他的父亲激动得一直笑，甚至还不相信地几次问他：“我们是去买拖拉机的吗？”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自己家里也能买上拖拉机。

　　到了1992年，郭家分家时，手扶拖拉机分给了弟弟。郭丁存又买了一台四轮拖拉机。“我买的是开封产的15马力的拖拉机，比村上别人家的马力都大。”

　　郭丁存的二儿子开了个门市部，搞起了经营。为了运输方便，2004年，他家买了一辆胜利牌面包车。今年，又换成了五菱之光面包车。

　　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日子有了巨大的变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从郭丁存嘴里说出来的这段顺口溜，表达了农民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朴素理解。

　　老郭说：“多亏了党的政策好，改革开放让我家富了起来，生活越过越好，我最大的愿望是国家对农民的政策长期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