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定《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命他迅速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

　　同年7月，日本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便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承认了汪伪政权。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

　　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谈判，都是日方求“和”，蒋虽是被动应对，但在谈判中，他的态度逐渐坚决，条件逐渐提高，是日渐强硬而非日渐软弱的。

　　(杨天石)

　　■“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