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仇人”面对面

　　杨家人与“仇人”的接触不止这一次。1949年，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杨虎城，整个计划是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直接部署下完成的。“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宴请过毛人凤的儿子毛渝南。作为统战对象，我们知道他是毛人凤的儿子，但他并不知道我父亲是杨虎城的儿子。”席间，两人谈笑自如，杨拯民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情绪，回家后也没有对家人提及，杨瀚还是通过后来报纸的报道才得知此事的。

　　杨拯民甚至还曾见过具体执行谋杀计划的保密局特务周养浩。“当时毛人凤把任务布置给保密局的两个少将，一个叫徐远举，是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另一个就是周养浩，他是特务头子沈养斋的原型。解放后，他一直被关在监狱，1975年，刚刚被特赦出来，我父亲见了他。当别人向他介绍这是杨虎城的儿子时，他挺内疚的，表示忏悔。我父亲和他讲，那是当时政治的原因，不是他的原因。”

　　从小到大，杨瀚没有听过父亲对任何人表示过个人仇恨。“在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态度，他仇恨的是国民党的反动性。”

　　2006年，杨瀚去河南见了参与行刑的最后一个凶手杨轻典。“他已经88岁了，身体不是太好，脑子也不很清楚，但我一说是谁，他立刻就流泪了。同行的记者就问那些事，他不愿意再提，一边说一边哭。他说他当时根本不知道杀的是谁，事后才知道。”而杨瀚此行的目的也并非重提那些令老人悔恨的往事：“我就是想通过我这个行动告诉世人，仇恨不要继续。”

　　2007年，杨瀚出版了《杨虎城大传》，本以为“可以为先辈划上句号了，但心情依旧沉重”。杨瀚说：“我们要给历史留下一个完整的情节。随着台湾资料的解密，我们有可能知道这部分情况。我要做的是打扫灰尘，把这段历史的柜子打开，让大家能了解在近百年里，中国产生的这些特殊人物。” （刘心印）

　　杨虎城曾要求加入共产党

　　关于祖父，杨瀚小时候很少听父亲提起。杨瀚说：“直到1969年，父亲从‘牛棚’被放出来，他才把家里的5个孩子叫到一起，讲了家庭历史和祖父的情况。”15岁的杨瀚，听了父亲的讲述，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1893年冬，杨虎城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一户贫苦农民家中。1918年，杨虎城加入靖国军，积极参加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陕西当时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大基地，孙中山去世时，杨虎城是陕西唯一派去北京吊唁的军事统帅。从1922年底到1923年间，杨虎城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北伐时期，他和共产党人的关系非常好。”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杨虎城深感前途渺茫，在这种情况下，他向中共皖北特委正式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没得到批准。

　　1928年，迷茫中的杨虎城与妻子谢葆真、秘书米暂沉一起东渡日本。他和共产党东京支部也有来往，东京支部曾给中央写报告，要求发展他入党，中央批准了，可是等回信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回国了。

　　杨瀚说，虽然与共产党失之交臂，但杨虎城一直与共产党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部队里很多人是共产党员，他的警卫团长就是共产党员，他都知道。祖父时任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但他一直拒不执行剿共的政策。共产党员在他的部队里前后发动了60多次起义，最大的规模是一个团，他都没有镇压。他的原则是轰走就完，如果回来了，他还照样收留。”

　　与蒋孝严见面

　　2009年1月，杨瀚到台湾收集关于杨虎城的资料，专门面见了连战和蒋孝严。“去见连战主要是去表达感谢，谈了半个小时，他也承认‘西安事变’是很重要的事件。”而与蒋孝严的见面，并不像记者想象的那样夹杂着复杂的感情，“我和蒋孝严谈两岸关系，也谈历史的一些东西，我把《杨虎城大传》送给他，他过去对这个不了解，说会好好看。”杨瀚说，他见蒋孝严只是因为同样作为历史人物的后代，都经受过很多的磨难，“我觉得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不是家仇。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了解真相，我和他谈得很好”。

　　杨拯民把张家事当作自家事

　　“张杨两家的关系是很特别的。”杨瀚说，最初与张学良见面的本该是自己的父亲、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

　　杨拯民生于1922年，杨虎城被捕时，他只有16岁。1938年，杨拯民前往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学良的大部分亲属在国内，杨拯民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张学铭、张学森都是好朋友。杨瀚说：“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文革’前是海军的参谋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文革’后，落实政策这些事情都是通过我父亲来做的，父亲把张家的事始终当成自家的事来办。”

　　1987年，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后，通过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杨拯民和张学良取得了联系。1991年，张学良结束幽禁生活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被考虑的人选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父亲总想见张一面，另外，父亲也想动员他回来。”杨瀚说。

　　1996年，杨拯民终于获得了去美国探望张学良的机会，但就在双方都已约定好，并办妥签证准备起程时，杨拯民被查出患了癌症，需要动手术。“1998年，父亲身体稍微恢复之后，我们又探讨了赴美探望张学良的计划。但一个月后，父亲忽然去世了。”

　　没有见到张学良成了杨拯民最后未了的心愿。“这个任务，就落到我身上了。”杨瀚说，1999年，在夏威夷的一间教堂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张学良，而这次见面和杨瀚的预想完全不同。

　　“他的亲戚跟他讲，这是杨虎城的孙子，来看你了。他就说‘谢谢、谢谢’，其他的什么都没说，只是听到杨虎城3个字的时候身子颤了一下。”杨瀚感到不解，按照外面的宣传来讲，张、杨两人是生死之交，可是几十年后，杨家的人第一次去看他，他为什么反应如此平淡？

　　与张学良的第二次见面，是安排在张学良的住处希尔顿酒店楼下，他的侄女用轮椅推着他到海边散步。杨瀚陪着张学良走了一段路：“他根本没有和我谈话的意思，我也没有去刨根问底，就是礼节性地去看看他，算是了却了父亲的一个心愿。”

　　2000年，张学良百岁生日，杨瀚受邀再次探访了张学良。“这次去，他还是什么也没说。我很不理解，就想通过史实把它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杨瀚开始研究那段历史。杨瀚说：“我发表了一篇题为《我见到了张学良》的文章，写了一下我见他的过程和我为什么要去见他。”

　　张、杨二人关系微妙

　　杨瀚告诉记者，其实“西安事变”早在1935年就开始酝酿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在部队里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当时蒋介石在外面不允许讲抗日，但祖父是有活动必讲抗日，所以在政治上和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但蒋对他也无可奈何，因为他势力太大了，老百姓都拥护他。”

　　1935年，张学良的东北军到达陕北后，杨虎城就开始思考如何联合张学良实现抗日。杨瀚说：“一开始，祖父和张学良关系并不好。东北军装备好，张学良又受过高等教育，根本看不起祖父，说他就是一个大老粗。张学良在西安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其余的都派到前线‘剿共’去了。他的房子离东城门很近，他的警卫营营长就住在城门楼上，以防祖父对他有什么不利，可以从东门跑。”

　　很快，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抗日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他们的交往日渐密切。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在张学良多次哭谏无效后，张、杨二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14天后，经过多方努力，在达成抗日共识的前提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了西安。

　　1937年6月，杨虎城被迫与妻子谢葆真、三子拯中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出国考察。当年10月，在宋子文一封电报“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的诱惑下，杨虎城从欧洲返回祖国，渴望参加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不料，回国后即遭到蒋介石亲自布置、戴笠亲自组织实施的秘密逮捕，之后是长达12年没有审判的监禁以及最后殃及子女、部属的屠杀。

　　核心导读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对挽救抗日危局、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变中的两位主要人物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也随之彻底改变。张学良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幽禁生活，杨虎城则在被囚禁12年后，连同子女、卫士和秘书一家8口在重庆惨遭秘密杀害。

　　从2000年起，杨瀚着手研究祖父杨虎城，并于2007年出版了40万字的《杨虎城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