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在宁波打工者中，有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他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5年里他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基本上屡告屡胜，被誉为“维权狂人”。外界有人称其行为方式为“钓鱼维权”，属于“恶意维权”和“过度维权”。（12月28日《浙江日报》）

　　所谓“钓鱼维权”，显然是对“钓鱼执法”的借用，然而这两者根本就没有可比性。“钓鱼执法”是执法部门诱人犯罪，甚至干脆就是强加罪责；而“钓鱼维权”呢，不过是通过与问题企业建立劳动关系来揭露并起诉其已有违法事实，除非方先生是故意要求老板不按时发工资、故意要求老板不给加班费不给办社保，否则怎么能叫“钓鱼维权”呢？

　　指责方先生“钓鱼维权”显然是莫须有的强加之罪。而且，他的维权行为完全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本身不存在任何“恶意”与“过度”的问题；如果此类指责成立，那么维权律师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种职业。

　　真正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去指责那么多企业违反劳动法规，却反过来指责劳动者依法追索理当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更值得追问的是：“问题企业”那么多，为何只有一个方先生在四处维权？工会组织在哪里？劳动部门又在哪里？

　　对于方先生的维权行为，有关部门为何不感激与反思，反而当做是无聊的个案，甚至是故意的捣乱？劳动者的维权困境，难道不正是“问题企业”的生存沃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