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余恨

　　作为“第一案”，典型性当然有——它对随意透露、出卖、转让、公开未经允许的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应该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如果看到这一案例的特别之处，其警示作用恐怕就要打个问号了。

　　首先，被告人周建平是向骗子非法出售官员电话号码，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次，这些“公民”是政府官员，在很多人的固定思维里，侵害了官员的利益，后果自然更加严重，“第一案”的出现，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去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通过，增设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因为公民私人信息外露而产生的诈骗犯罪案，数不胜数。但近一年来，我们只看到重庆人崔某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批捕，这与公民不时受到的信息伤害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也就是说，在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方面，法律没有硬起来。

　　这一次，周建平拿官员的电话号码去卖，成为被判刑的第一人，他当然罪有应得，但我们能够拿着这个“非典型”判决奔走相告吗？个人信息保护，真的就等来春天了吗？

　　周建平能拿到那些官员的个人信息，要么就是相关征信机构的信息安全存在巨大漏洞，要么是征信机构内部人员里应外合联手作案，无论怎么样，征信机构都有责任，怎么就不见深入调查和处罚？

　　所以，这一案例只是威慑了那些敢于拿“领导”、“官员”个人信息做文章的潜在违法者。至于侵害一般公民的个人信息，如果后果不是严重到诈骗的程度，就看不到法律有什么作为，欢呼何来？作为公民，我希望对法律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能一直很硬，而不是等到官员的“奶酪”被动了之后，法律的“高压线”才终于带电。

　　全国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在广东宣判，被告人周建平因向骗子非法出售官员电话号码，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刑1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从而成为国内因侵犯个人信息安全负刑责的第一人。（1月4日《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