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中说：“唐制，尚书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宣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然后送省……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书于印纸，比者又令郡守定县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从出。”粗略看来，此言是说唐宋两朝考绩方式多有不同，宋代考绩不如唐朝严谨。

　　考绩，也称考课、考核、课绩和考察，是对在职官吏政绩状况进行评价，确定等级和去留。洪迈写这段文字是指责当朝不好吗？不是！他不过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下来而已。确实，考绩走过遥远的路途之后，形成了一方面是高层千方百计堵塞漏洞，另一方面则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日益流于形式，严重程序化的状况。

　　查阅史书，官吏考核的制度和方法在我国源远流长。《尚书》中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说法，尽管此说未必真正实行过，但后来各朝大都采取了3年考绩的办法。考核的标准和内容，从先秦到清，历朝历代虽有很大差别，但大多包含对官吏自身的要求，对农业生产、户口情况、财政收入、社会治安以及能否发现人才等方面的内容。

　　对官吏考核的方法有定期、不定期、逐级考核和专项考核等多种。从汉代至唐宋，大抵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明朝规定，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当然，不定期考核、逐级考核、单项考核也很流行。汉代实行逐级考核，最好的称最，差的称殿。

　　唐代官吏考核分为三等九级，即上、中、下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9个级别。明朝分为称职、平常和不称职3种等级。在三年内，两次考核称职，一次平常的，按称职算；两次称职，一次不称职，按称职算；一次称职，一次平常，一次不称职，按平常算；两次不称职，或两次平常，一次称职或一次不称职的，按不称职计算等级。

　　官吏考核的方式、方法虽然不一定很完善，但能作为一种制度延续下来，自有其可取之处，对官员的管理肯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每个朝代都出台了不少有关考核的命令，也屡次强调要认真执行，结果却往往不得力，常常成为徒有其名的具文。南宋高宗时，枢密院编修郑刚中说：“每当朝廷要施行一件事的时候，总是交代给监司去办，监司交代给郡守，郡守再交代给县令。各自将下达的手续办理完毕，却不再过问对于老百姓是否带来了实惠……结果，现在无论朝廷颁布任何良法美意，天下人都知道不过是虚设的空文。这种弊端至今不能革除，上下各级普遍如此，只图应付目前，到了检查的时候，就拼凑些近似的材料，向上报告。”郑氏虽未特指考绩，却把各级官吏对待考绩乃至治事的方法揭得见底了。

　　到了清代，考绩仍未摆脱走过场的尴尬局面。《晚清官场规则研究》记述晚清的考核制度云：“内阁汉侍读仅两缺，另称‘正副阁长’，例均保列一等。旗人侍读14缺，必须兼诰敕者才能保为一等。翰林院自侍读至检讨，必须在南书房、上书房入值，在清秘堂、国史馆任提调以及办院事、协办院事者，可保列为一等。”同过往的朝代一样，官员的特殊群体仍然享受特殊待遇。

　　考核，本是一件不错的事，从根本而言，虚应故事的弊端与体制相关，体制不变，监督机制不变，考绩就难免沦入严重形式化，唐宗宋祖都如此。考核，本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最终却异化变味，首先在于高层与基层隔膜，在于某些人凭借特权谋取私利，另一些无势无派的人就觉得无论好坏自己都不是获利者，上司指东即云东，长官道西就称西，久而久之，好事便陷入尴尬境地，不复有繁荣之态。（李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