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先生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为“第三党”），从事反蒋活动，其经历已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亦曾有人野心勃勃地试图组建一个区别于中共的“新共产党”。此人就是中共党内的大叛徒，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

　　核心导读

　　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1925年“五卅”运动时，顾顺章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也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让张国焘和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一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随后，顾顺章在汉口被特务逮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其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得以幸免于难。

　　游走于中统与军统之间

　　当时，国民党中统尚未正式成立，一伙人在名义上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而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一向以善于利用中共叛徒而闻名。顾顺章叛变后，其身份特殊，且能干卖力，颇得徐的信任和重视。

　　为主子卖命，顾顺章可谓绞尽脑汁。政治方面，他向陈立夫和徐恩曾建议：要彻底动摇中共在上海的基础，一定要建立专门机构，并切实贯彻“自首政策”，以此架空、瓦解共产党……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方面，1933年3月前后，陈赓、廖承志、罗登贤等中共要人的被捕，均系顾顺章的“杰作”，丁玲、潘梓年的被捕也与其有关。

　　当时，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创立不久，羽翼未丰，更缺特务人才。所以，戴笠对顾顺章这种“特工专家”极为看重，私下予以拉拢。见徐恩曾如此器重依靠自己，军统的戴笠又来示好，顾顺章不免头脑发热、政治野心膨胀起来。此时顾不过二十八九岁，但他自认为前程辉煌。他的如意算

　　盘是：既占稳中统这边的位子，且暗中与戴笠勾结，两方讨好；又利用两方的矛盾为自己牟利，发展势力，争取以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可他没想到，这恰恰犯了徐恩曾的忌讳。在中统与军统的争斗中，徐最痛恨自己的手下与戴笠勾搭，充当“内奸”。在探知顾顺章脚踏两只船的种种作为后，徐对顾顿生恶感，并开始冷落及设法限制他。 

　　密谋组建“新共产党”

　　顾顺章被冷落限制后，对徐恩曾以及陈立夫渐生不满。加之受到戴笠的挑拨和诱惑，一贯野心勃勃、喜欢蛮干的顾顺章萌发了另立山头的念头，甚至想在政治斗争中有所“作为”。

　　1933年初，一个叫蒋云的常州人经常出入顾家。蒋是顾顺章当年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密，他虽非中共叛徒，也不是国民党中统或军统的人，但比较有政治头脑，文化知识水平也比顾顺章高得多。每次蒋云夫妇一来，就与顾顺章关门密谈大半天，不仅行踪诡秘，而且谈话内容连顾的亲信也不得而知。但这其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顾顺章心腹中的心腹林金生。林是顾的贴身保镖，没多少文化，顾对其很放心，许多机密事情也不避他。时间久了，林金生渐渐知道，顾与蒋原来是在密谋建立一个“新共产党”。他将组建这个所谓“新共产党”的相关筹备事宜，一概交给蒋云来搞。没多长时间，蒋云便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而且还拟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交给顾。顾顺章看了颇为满意。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蒋云交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纲领及五年发展计划不久，一天晚上在顾顺章家里吃饭时，蒋云夫妇双双被毒死，尸体被顾连夜用麻袋弄走，埋在南京边营荒郊。这令了解内情的林金生不免胆战心惊。

　　事情还不止于此。1933年底的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召到密室，对他说：“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枪手，我决定配12个人给你，组织一个特务队，由你担任队长。”看林金生迟疑不决，顾顺章突然恶狠狠地说：“特务队建立起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徐恩曾和陈立夫给我干掉！”听顾这么一说，林金生大为吃惊，他没想到顾顺章竟然狂妄、利令智昏到如此地步。林金生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前往徐恩曾处，告发顾顺章。

　　苏维埃政府发布《通缉令》

　　特务头子徐恩曾亲率中统特务组组长顾建中等大批特务，带顾顺章连夜赶到上海展开大搜捕。徐意欲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中共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领导人，尤其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沪机构一网打尽，以在蒋介石面前立功请赏。但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不过，顾顺章叛变还是让徐恩曾有了在蒋介石面前讨好的机会和本钱。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此次上海的失利，并未使极具政治野心的顾顺章罢手。他一面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称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全体缉拿顾顺章这一叛徒，每一个革命战士，每一位工农贫民分子都有责任将他消灭。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终被秘密处决

　　林金生对顾顺章的反叛告发，徐恩曾自是大表欢迎。徐静静听完林的揭发，脸上虽没有更多表示，心里却对顾背着自己组建“第三党”，进而阴谋成立特务队，干掉自己和陈立夫的种种预谋大为吃惊。徐恩曾叮嘱林金生回去后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而林金生此时哪敢再回顾家，急得连连摆手说：“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只求徐先生给我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离南京越远越好。”徐恩曾也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干吧。”说罢即作安排。

　　这边，徐恩曾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上已暗中做着除去顾顺章的准备。徐恩曾将顾的一举一动秘密监视起来，其他似乎一切照旧。而顾顺章自林金生出事后亦有警惕，行动有所收敛，未敢过分张扬，更不敢轻举妄动。

　　1934年5月，徐恩曾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届时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不肯示弱，当场便与那人争吵起来。争执中，那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顾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了双方的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又过了几个月，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国民党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死时年约31岁。（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