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

　　（上）

　　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1976年10月7日凌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马天水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他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一起，当日乘专机到北京开会。

　　飞机原定上午10时30分起飞。马天水赶到机场，一看周纯鳞司令员已经先到。不一会儿，市委常委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和冯国柱等4个人赶来送行。

　　在机场的贵宾候机室里，马天水不停地来回走动，王秀珍则拉住了马天水的秘书，关照道：“到了北京以后，马上来个电话。”

　　徐景贤、王秀珍送走了马天水以后，就继续往北京打电话找他们的“中央首长”。有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有的电话虽然有人接，但都回答说“人不在”！不仅“中央首长”本人找不到，连他们经常联系的很熟悉的秘书和警卫员也找不到。

　　10月8日一早，廖祖康（王洪文的秘书，当时因筹办婚事在上海）给钓鱼台国宾馆的几个楼的服务员和王洪文的警卫员、司机打电话，都打不通。他凭着感觉，连声说“情况反常”、“不妙，不妙”。

　　王秀珍咬咬牙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了！要对着干！”她马上叫人把金祖敏（上海市委常委，市总工会负责人）的秘书找来，安排他下午立即搭飞机去北京，设法同马天水取得联系，弄清情况，立即回电，并约定了联络暗语：情况很好为“康复”，情况比较复杂为“身体不好”，情况严重为“心肌梗塞”。

　　□—群热锅上的蚂蚁

　　□徐景贤下手令

　　徐景贤、王秀珍没有坐等金祖敏秘书的电话打回来，就已经动手“对着干”起来了。

　　10月8日下午，他们举行了一连串的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放手放脚地在骨干中间布置了一番。

　　下午3时许，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找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薛干青、徐成虎开会，以检查“战备落实情况”为名，部署反革命武装叛乱。

　　王秀珍问：“民兵建制怎么样？武器、弹药有多少？”

　　施尚英说：“集中待命的有2500人，子弹有400万发。”

　　王秀珍又问：“弹药临时需要的时候能拿得出来吗？”

　　施尚英说：“有李副政委和我签字，可以领。如果不行，两个造子弹的工厂库存还有800万发。”

　　王秀珍叮嘱他们：“要抓紧准备，民兵、公安往下布置战备要统一口径。如果找不到我们，要准备独立作战。”

　　下午4时，徐景贤把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找来，重复讲了一通“发生政变”、“人被抓起来了”等，然后布置说：“我们还是按毛主席既定的方针办。如果新华社播发有关处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要先报告市委，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播。”

　　王秀珍中途来到会议室，对徐景贤说：“我刚才打电话给辽宁的‘同志’，问辽宁的气候怎么样，对方听不懂意思，说这几天天气挺好，这个老兄真糊涂，我要他打电话找找毛远新，回头再电话联系。”

　　到了10月8日晚上7时，金祖敏秘书那个“我娘心肌梗塞”的电话来了，跟着，公安部祝家耀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人员集中了，门上加了锁。”于是，“康办”（康平路市委办公大楼）里面乱成了一锅粥。

　　朱永嘉（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转过身来看着徐景贤说：“这样待在一起让人家来抓不行，要拉出民兵来干!打一个星期也是好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有利，让全世界都知道，大不了像巴黎公社那样!”

　　廖祖康撇撇嘴插上来说：“光民兵不行，要有部队，要把警备区首长拉在身边，可以调得动部队。”他提出要把上海警

　　1980年12月4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对张春桥进行庭审调查。这是徐景贤就张春桥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出庭作证。

　　备区里3个信得过的领导干部拉在身边。

　　王少庸说：“兵不在多，过去我们有个经验，打起仗来，只要有一个团的兵力可以拉得动，形成一个拳头，到时就能对付。民兵究竟能拉出多少人？”

　　王秀珍说：“平时有2000多名武装民兵参加战备值班，后备民兵1万人，马上能动员的有两万多人。”

　　于是，徐景贤拿起纸笔列出名单，兵分3路：第一路由徐景贤率警备区两个人和朱永嘉等在“一号点”（丁香花园），负责抓总，并抓舆论。

　　第二路由王秀珍率领警备区另外两个人和陈阿大、廖祖康等，先去民兵指挥部作具体部署，然后进入“二号点”（东湖招待所7号楼）。

　　第三路留守“康办”，负责总联络。徐景贤说：“第一路和第二路的两个点要保密，电话号码不能讲出去，有事联系一律由‘康办’转。”

　　廖祖康看了看开好的名单，提出：“要把工会的几个头头都找来。”

　　朱永嘉说：“这样好，到时候可以发动工人，组织群众上街。”

　　于是陈阿大通知了施尚英、钟定栋、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等八九个人。

　　这时，徐景贤下了调集民兵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000名民兵待命。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徐景贤还向上海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写了调动两个连队的手令，要求一个连队“听从电台头头的指挥”，一个连队“听从市委的指挥”。

　　手令如下：由李仁斋同志告知电台的连队，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电台负责人）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一触即发。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其在上海的余党不甘失败，阴谋组织武装叛乱，上海滩浓云密布，局势紧张到一触即发。

　　核心导读

　　□“捍一”和“方二”

　　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施尚英、钟定栋从“康办”接受任务出来，连夜在警备区一个老家伙家里制订了两个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方案：其一的代号为“捍一”。就是控制机关、报社、电台、机场和市区的桥梁、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

　　其二的代号为“方二”。就是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立3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

　　这两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有：

　　1.全市准备动用武装民兵33000余人，炮和火箭筒85门（具），机枪78挺，步枪、冲锋枪27000余支，各种弹药296万余发。

　　2.要求民兵干部昼夜值班，值班兵力相对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

　　3.基本指挥所设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指挥所人员应于10月9日11时许进驻完毕。

　　4.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设立指挥所。

　　5.开设15瓦电台15部，组成两个通信网。

　　6.为便于机动兵力和通信联络，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和一部分自行车。

　　7.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处，即浏河、葛隆、安亭、金泽、枫经、金丝娘桥等地，设6个控制点，为第一控制圈；在市区设两道控制圈（外圈17个点，内圈16个点），并规定了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

　　8.吴淞口派出两至三对武装渔轮加强巡逻，并组织渔轮机动待命。控制黄浦江各渡口，必要时停航，渡船停靠浦西，控制隧道与过江送水管道，必要时实施封闭。

　　9.规定了重点“支援”地域、反空降措施、弹药补给及武器修理的方案。

　　10.制定了口令、暗令、标记。

　　公安局头头薛干青、徐成虎从“康办”开会回来以后，也是连夜开会布置，建立了秘密指挥点，架设了电台，部署了兵力。共组织了1300多人的武装民警队伍，动用枪支800多支，车辆78台。10月10日深夜，还组织消防、交通民警进行了紧急集合演习。（朱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