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瑞生

　　说来也冤，这位厂长足够倒霉，把这些烟酒藏在办公室旁边的密室里，还是被工人翻了个底朝天。我想，他囤积这么多“战略物资”，也许初衷是想要替厂里省钱，虽然一瓶茅台要800元，但请客送礼的时候可以“自带酒水”，省了再被饭店狠宰一刀。再说，关系就是生产力，在外面吃得开，才能让工人吃上饭，否则一双小鞋发落下来，厂长的乌纱帽也许就不保了。

　　向全国人大提议设“挥霍浪费罪”的浙江企业家赵林中坦言，作为企业家，自己很矛盾：“我本身既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同时又无奈地成为这种风气的助长者。”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同意同意。省了酒饭这两个钱，坏了企业发展大计，更是无颜见江东父老。

　　前不久，有个贫困县的女检察长开百万元豪车，后坦陈是向企业朋友借的。这里头的道理其实都一样。公车要改革，有人就借车；公款吃喝要遏制，有人去企业“蹭饭”。上面要求四菜一汤，下面可不能因循守旧，可以“四盆一缸”。否则，把上头逼急了，某官员一拍饭桌，“党办个酒店就不行？”想被“蹭饭”都不给你机会。

　　某些官员之所以不愿意动自家田里的肥水，而是到企业揩油水，是因为手握权力吃惯了。“吃得开”成了身份、地位、能力、价值的体现，一些官员更是以赶场吃喝为荣，以吃新、吃奇、吃贵攀比炫耀。例如，茅台都要喝15年陈酿、30年陈酿和50年陈酿。

　　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认为，劝酒、敬酒习俗的背后隐含着“公权私有”和“人身依附”。厂长敬上级一杯酒，就是煮酒论英雄，投靠到领导的麾下；上级回厂长一杯浆，则是招募了权力的家丁。酒会代替了职工代表大会，“一个月领六百元”的民意自然没有了一诉衷肠的机会。

　　面对厂长偷偷吃独食，工人晒腐败是无奈之举。不过，发霉变质的东西不见阳光容易腐烂，这样在公众面前多晒晒有益健康。

　　1月19日，遵义一企业的职工在街上“晒”厂里的接待品。他们说，这些物品原来存放在厂领导办公室隔壁储藏间，现在搬出来是打算让大家见识工厂的公款吃喝。被工人搬出来的这些东西包括30余件茅台酒，整件的“壮阳酒”，以及镶玉的高档工艺品。（详见本报昨日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