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神秘坠毁，银行大员为何慌赴失事现场

　　1946年12月14日16时许，浙江长兴县李家乡龙华庙的乡民们被一声巨响吸引出家门，他们看到了一个平生从未见过的景象：龙华庙后的弄山上漫山遍野飞舞着崭新的钞票，蔚为壮观。贫穷了一辈子的乡民望着密集的“钞票雨”，不知所措了一会儿，便倾巢而出，直奔弄山。所有人都在抢拾天上掉下的“馅饼”，这些钞票是从哪里来的，那声巨响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并不知道。更不知道的是，中央航空公司上海总部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银行大员慌赴失事现场

　　●飞机遭劫持的可能性有多大

　　●导致坠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核心提示

　　1946年12月13日，一架C-47型31号飞机从北平起飞，目的地是上海。途经南京的时候，该飞机停留了下来，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待了一夜，第二天14时30分左右，飞机离开南京。按照计划，飞机将在4时30分左右到达上海龙华机场。然而，飞机从南京起飞50分钟后，即与京沪两个航空站失去联络。中央航空公司上海总部顿时陷入恐慌中，立即着手进行搜索、调查。

　　而从南京航空站传来的消息称，飞机离开南京时，一切正常。中央航空公司随即派出两架飞机往苏州、无锡一带搜索，但一无所获。就在他们心存侥幸“飞机可能在苏州、无锡一带被迫降落”时，16日突然接到浙江长兴县政府的电报：“贵处飞机于14日16时坠落于本县弄山，俱亡，如何料理，赐电复。”中央航空公司立即派两批人员分乘飞机和火车赶往出事地点料理一切事务。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襄理周克昌，搭乘第47号专机，从上海龙华机场出发，前往长兴；另有一名中国银行职员，乘上午7时的车，由陆路经苏州转赴长兴。

　　一架飞机失事，中国银行为何第一时间派员赶赴出事地点？原来，这架飞机上，竟然装载了1579公斤重的钞票，分装在33个箱子中，共计12亿元（注：法币）。这笔钱是中国银行北平支行转运到上海的。在飞机坠毁现场，随处可见的钞票令人顿生疑窦，这是一起普通的飞机失事案，还是飞机遭人劫持导致坠毁？

　　由此看来，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并不知道这次飞行的真正目的。如果知道，他们绝不敢在中途停留，并且还捎带他人。

　　而且，根据历史资料显示，飞机离开北平时，机上的人员为以下几人：正驾驶马发祥、副驾驶侯安国、报务员钟德，机械师张树东（新自北平调沪）共4人，而《民国日报》上说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为3人。

　　转运数目如此巨大的钞票，自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笔巨款理论上只有中国银行北平支行和中国银行上海支行的极少数人知道。然而，有关资料显示，除了银行本身，还有其他机构知道飞机装载巨款这件事。

　　1946年12月19日《民国日报》一则新闻说：“关于中国银行之12亿元钞票，该行于启动前曾全部由中国保险公司与中国产物保险公司联合保险，以上两家保险公司，因责任重大，故又曾转分保于本市某外商保险公司。”由此可见，最起码有3家保险公司知道这件事情。人多嘴杂，难保消息不被透露出去。

　　但是民国时期的保险业已经步入了正轨，尤其是上海的保险机构，既多又专业。民国保险业特别注重专业培养，他们不可能将这个机密事件说出去，同时，当时还存在保险同业公会、中国保险学会等团体，专门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最关键的是，能与中国银行做上这笔大生意，且不说本次将会有巨额利润，一旦泄露出去而造成恶果，赔偿起来可是了不得的。因此，透露消息，对于保险行业，百害而无一利。

　　■还有谁知道飞机上载有巨款

　　失事飞机装钱的箱子。

　　■飞机为何在南京停留

　　这架飞机原本是从北平直飞上海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转运那笔巨款，那又为何在南京突然停了下来？

　　在1946年12月13日《中央日报》刊登的天气预报介绍了当日全国各区的天气情况：东北区（东九省），天气阴，风向东北，风力一级……华西区（长江上游）天气阴，风向北，风力一级。华中区（长江中游）天气阴，微雨，风向不一，风力一级。华东区（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天气阴，有雨，风向东南，风力一级……可见，12月13日这天，全国各地的天气都不太好，阴冷有雨，这确实为飞机飞行带来一定难度，似乎飞机停留南京有了理由。但既然飞机可以从天气状况类似的北平机场顺利起飞，就说明了这种天气不会为飞行带来障碍。

　　况且，既然飞机都已经从北平飞到南京了，为何不一鼓作气飞往上海，偏偏要在南京停上一段时间？

　　■导致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就在C-47型31号飞机失事不久，还有另外两架飞机也失事了。

　　《民国日报》的报道称，就在C-47型31号飞机失事的前一日晚上，中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上海龙华机场时，因风力甚大，又暮色朦胧，曾与停歇于机场之飞机互撞，并因而起火，旋即被扑灭，机上乘客无恙。

　　而12月15日，“由苏北东台县起飞的一架军用飞机，下午4时飞至京沪线黄渡上空，适因气候恶劣，乌云弥漫，同时机件发生障碍，被迫降落至距黄渡两公里之李家楼村庄附近公路上，适逢公路有一辆运货卡车迎面驶来，该机不得已开到路旁稻田内，触于稻田中之坟墩，轰然一声，机身损毁……”

　　根据《中央日报》1946年12月14日的天气预报，发现13日才微风细雨的天气，到了14日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都’14日天气阴雨，风向东北，风力4级，雨量13.3（公分）……华东区，天气阴雨，风向东北，风力4级。”看来天气是坠机的罪魁祸首。

　　“民国时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飞机的失事率是相当高的。”天津中国民航大学交通工程学院欧阳杰说，就在这架飞机失事10多天后，1946年12月28日一天之内，3架客机先后在上海地区因浓雾影响而坠毁，共死亡77人，重伤22人。随后的1个月内中航和央航又有3架客机在山东青岛、四川南川及湖北天门相继失事……

　　而上海市档案局姜龙飞主任分析说：“这架飞机从分析上看，实际上就是一起普通的因气候恶劣而引发的机体故障造成的飞机失事。只不过因为该机上装载了巨额钱款，为后人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而已。”  （张荣）

　　■顺带捎上的两位乘客有点可疑

　　飞机失事后，有人发现该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时，顺带捎上了两位乘客，一位叫戴天放，另一位叫薛锦绶。飞机上可是装载了巨款的呀，换句话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飞机飞往南京并停留的原因，就是为了带上这两位乘客？

　　那么，从南京明故宫机场登机的这两位乘客，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的“加塞儿”，会不会和这笔巨款有关？

　　这一天的《民国日报》上有这两位乘客的介绍：一则为四川华西大学牙医学院副院长戴天放，男，川内江人氏，现年40岁，华大毕业后，至美留学，获得诺城大学奔文准尼亚大学牙医博士学位。另一则为行政院专员薛锦绶。关于薛锦绶，报纸没有介绍，其他的民国资料也记载甚少，笔者经多方查找，才在上海交通大学数字档案馆内看到了一则连标题在内不及90字的短讯：“1935年，举行国立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薛锦绶为会长。”看来，这两位乘客真的是顺道捎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