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

　　【核心提示】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中国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特使参加其葬礼。在中苏间人员往来断绝了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A 对“绝唱”的回应

　　新中国一成立，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需要的考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苏联也给了中国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苏两党、两国经历了一个将近10年的友好合作时期。但是，1958年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珍宝岛等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从1965年到1982年，在10多年时间内，中苏之间人员的来往全部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只限于一丁点儿贸易和每周各自开一班飞机和一趟列车，两国关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中苏之间这种严重的对立与对抗，在相当大程度上损害了双方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反常局面，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友好合作的轨道上来，这是中苏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两个伟大邻国关系发展之必然。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些重大决策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提供了扎扎实实的依据。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当时在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他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他任期的前半段，中苏关系的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不过，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晚期，意识到了扭转中苏关系恶化局面的重要性，于1982年，即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几次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借举行庆典之机，选择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对华关系是其讲话的核心内容。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这种正面表态在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中还是头一回。

　　邓小平听出了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为此，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坚决拒绝他对中国的攻击，强调要看苏方的实际行动。

　　钱其琛1982年5月当上副外长后，曾多次谈起小平同志采取这样一个“大行动”的缘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对世界范围内的战、和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的外交战略，而勃列日涅夫“3·24”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恰好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于是，小平同志紧紧把握住了这个机遇，迅速作出了回应。

　　勃列日涅夫在发表“3·24”讲话200多天后就去世了。这一讲话被人称为勃氏“绝唱”。这一“绝唱”和小平同志对此所作的回应，有人则称之为邓勃之间的“间接对话”。

　　B两步“高棋”

　　小平同志对勃列日涅夫“3·24”讲话迅速作出回应后，又采取了一连串行动。1982年4月16日，他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8月10日，又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秘密前往莫斯科传递信息。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方在当年秋天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小平同志还及时巧妙地把握住一次偶然的机会，又走了两步“高棋”。

　　一是派特使参加葬礼。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我驻苏使馆不少人觉得，可借机派人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搞一次“葬礼外交”，以扩大邓小平——勃列日涅夫“间接对话”的成果。

　　11日傍晚，使馆收到了国内就勃列日涅夫逝世一事发来的3项决定：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唁电；二、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三、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二是特使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14日凌晨4时（莫斯科时间，下同），黄华特使一行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6时许，国内通过电报发来了黄华特使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

　　“谈话”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

　　11时，杨守正大使早早就来到了莫斯科机场贵宾室，等候黄华特使的到来。大约过了20分钟，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也来了。他一见面就高兴地对杨大使说：那份“书面谈话”已经看到了，写得“很正面”，对它的评价自然也就“很正面”。伊利切夫还半开玩笑地说：“大使若是允许提意见的话，我就冒昧地说两点。”杨大使颇感兴趣地说：“请讲。”于是，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指着一个地方说：“‘文件’中‘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这一处，‘建设’一词显得秃了一点，前面如果加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形容词，那就更好啦！”又说，“‘文件’中只有一个地方用了个‘党’（指苏共）字，在别处如能再用一两次，那就锦上添花了！”

　　12时10分，黄华特使一来到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边，汇报了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黄华听后看了一下交给他的“谈话”稿，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他对小平同志这一“神来之笔”感到非常振奋。

　　C超规格的礼遇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定于11月15日9时在红场举行。14日晚，苏方安排外国代表团与逝者的遗体告别。18时50分，黄华特使一行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圆柱大厅。19时，遗体告别仪式开始举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首脑排在致哀队伍的最前列。苏方把黄华特使也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勃列日涅夫安卧在一个特大的棺椁中，面色显得红润，就像睡着一样，那两条“特色”浓眉特别“抢眼”。逝者身着黑色服装，上衣左侧几乎挂满了国内外授予他的各种勋章，闪闪发光。棺椁围着红黑相间的挽带，被一层层鲜花所环绕。

　　各国领导人送的花圈一排排地摆放在棺椁两旁，黄华特使献的花圈摆在较为显眼的位置上。黄华特使及4名陪同人员站在礼兵面前，向勃列日涅夫的遗体默哀了两三分钟。

　　15日8时30分，安放着勃列日涅夫遗体的棺椁，由12名士兵分成两列从圆柱大厅抬出，然后置放在正门边的炮车上。8时55分，炮车到达红场列宁墓，停在陵墓中央前面大约六七米远的地方。一二十名护卫军官迈着正步向炮车走去，分两列立于车的两侧。

　　黄华特使及4名陪同人员于8时20分抵达红场，被安排在列宁墓左侧观礼台的水泥台阶第一级上。在黄华特使的身边和后面，站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党政首脑，很少有带陪同人员的。

　　9时，葬礼开始。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致悼词，各界代表先后发表讲话。9时50分，葬礼结束。

　　14时30分，黄华特使在杨守正大使和翻译李凤林的陪同下来到大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等候安德罗波夫的会见。但因前来参加吊唁的代表团很多，他难以抽身一一单独会见，只好采用集体会见，逐一交谈的方式见面。

　　14时55分，安德罗波夫来到乔治大厅。他与黄华特使的会见安排得比较靠前。这位新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紧紧地握着黄华特使的手表示欢迎。黄华特使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再次代表中国领导人表示“深切哀悼”，说这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并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祝他在新的重要岗位上取得巨大成就；同时表示中方真诚希望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正常化能得以实现。

　　安德罗波夫全神贯注地听完李凤林的翻译后说，中国党和政府派特使前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十分感激。还说，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

　　D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

　　黄华特使这次莫斯科之行，肩负着了解苏共新领导人对华政策意向，向苏联领导人当面阐明我对苏方针的重大使命。他除了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进行交谈外，还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主动提出要与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见。对此，苏方给予了正面回应。

　　中苏两国外长的会见定于11月16日16时在苏联外交部举行。这是20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在交谈一开始，葛罗米柯就说，他刚从苏共新任总书记那里来，“可以负责任地”代表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朋友们说，苏方主张改善苏中关系。

　　在会见中，黄华外长着重谈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消除苏联从北、西、南3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要苏联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对此，葛罗米柯先是回避，后来干脆就说，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免谈。他还说：“中国不必担心苏联，苏联丝毫不会威胁中国。”黄华外长听后立即回敬了这样一句：“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于睡不着觉。”双方反复交锋了好几个回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会见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才结束。中苏两国外长这次会晤虽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它标志着中苏间的政治“气象”从此开始缓慢地由“乌云密布”转“阴”再转“晴”。

　　晚6时一过，黄华外长一行的车队离开苏联外交部直奔我驻苏联大使馆。黄外长指出，刚才与葛罗米柯的会见，是这次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他让大家简单议一下对苏联外长谈话的看法。还没等大家开口，黄华就先说：“看使馆写的材料，我国外长已经整整20年没有来莫斯科了。上一次是陈老总来的，那是1961年夏天，他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后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动提出葛罗米柯要与他见面。”黄外长有点激动地说：“两大邻国，鸡犬之声相闻，却20年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何等的不正常！”还说，“使馆的同志告诉我，陈老总当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同大家见面，阔论世界大势的。20年之后，我这个中国外长来到了莫斯科，现在又到了大使馆。同志们，这是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虽晚矣，我内心还是很兴奋的。”

　　E第一次“葬礼外交”的延伸

　　年过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肾功能已严重衰退。

　　在苏联广大老百姓当中，大多数人对安德罗波夫主政寄予厚望，特别是盼望这位曾长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的新领导人，能用“铁腕”来整治勃列日涅夫晚年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拔高性提法，把苏联的发展阶段只定位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这位新任总书记也许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便大刀阔斧地对内、对外推行“新政”。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罗波夫“出师未捷身先死”，于1984年2月9日病逝于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3个多月时间。接任的契尔年科一年后也因病终于“位”上。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二人的葬礼。对此，有人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对苏“葬礼外交”。

　　万里副总理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苏方给他以高规格的接待。苏共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在集体会见外国领导人时，与万里副总理进行了友好交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与他举行了会谈。

　　李鹏副总理参加了契尔年科的葬礼。接任总书记一职的戈尔巴乔夫与他举行了正式会见。这是中国领导人事隔20年后首次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当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又主动会见了出访归国途中路过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在两次会见中，双方在坦率、求实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交谈，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第一次对苏“葬礼外交”使中苏关系的“坚冰”得以打破。而后面两次“葬礼外交”则是其延伸。接二连三的“葬礼外交”，使双方接触、交流的级别与水平不断得到提升。1984年、1985年，中苏两国第一副总理实现了间隔了20多年的互访。（李景贤）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静卧在苍松翠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