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革命化春节”一直持续到1979年。

　　上海玻璃机器厂的倡议书

　　1967年伊始，18岁的青年工人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一度人们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时红极一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跟厂里的人去看热闹，当场加入了造反派队伍，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

　　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派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派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名，签字以后的事，章仁兴就一无所知了。

　　一封信“革了春节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该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国棉31厂，是上海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的娘家，跟潘国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机器厂一样，同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黄金海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亲信，“文革”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的这天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1967年的这一天，上海造反派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

　　没有年三十的春节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学同学小张。小张是来向他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小张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刘其舜立即答应了。

　　刘其舜的哥哥姐姐们都还没下班回来，小张又急着回家，刘母就给他们俩做了简单的年夜饭。他俩先吃了宁波汤圆，又吃了两口带鱼。吃完饭后，刘其舜送小张回家。她家住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街上就能查看动静。见她家里很平静，机会又这么难得，两人就掉头继续逛马路。怕她难过，再说也不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一路上，刘其舜东扯西拉。尽管明知两个人都有这么一点意思，但刘其舜不敢表白。他只敢在过马路的时候，口称“当心”，一把拉住她的手，随即放开。大多数的时候，两人只是默默地走着。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等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一路走来，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改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春联。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那一天，没有最高指示出来，因而也没有鞭炮声。平时总在响的高音喇叭似乎也静止了。街头很平静。也许造反派也想过年吧？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刘其舜这么猜测。晚上9时，刘其舜陪小张再次回去探听动向。还没到门口，就听见楼上传来乒乒乓乓的砸东西声和“老实交代”的吆喝声。两人远远看着，不敢靠近，小张只是默默地流泪。刘其舜又把她拉走了。他找不到安慰的话，只能陪着她一圈一圈地绕，同时一遍一遍地说：“别怕，别怕，有我在……”他说，当时反而产生了一种恋爱的感觉。两家之间步行只要15分钟，但这一晚，他们一直走了7个小时。等到楼上没有响动了，他才目送着小张上楼回家了。

　　这时候已经是零时了。那年腊月是小月，除夕其实是大年二十九，紧接着就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天气极冷，快要下雪了，初一还要正常上班呢。刘其舜在心里感叹：今年真倒霉，没有年三十。而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该报道指出：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过年“封杀令”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试图取消农历新年，提出以12月31日为除夕，1月1日为新年，1月15日为元宵节，要求“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借其他名义放假”。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被指责为摒弃中国传统文化。1934年初，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规定放假3天，让人民愉快过年。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过“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

　　1967年12月，印尼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当地华人在户外公开庆祝春节，因为这些信仰和习俗，“能影响人民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因而阻挠人民的正常发展”。该禁令于2000年被解除。

　　中国的“年”是在文革后复苏的。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