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扩建的公路，使大理唐代建筑龙首关变得面目全非，此前文物部门下发两次停工通知，但施工方都未理会。而大理交通局赵勇超书记则称：“文物部门不就是要钱嘛！现在已经把钱给他们了，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4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然玉

　　龙首关之于大理，不仅是大理四大奇景之一，更是悠悠千年历史中厚重的一笔。如当地村民言，“龙首关被破坏，大理的历史就不完整了”！

　　苍山之下，洱海之畔，龙首关尽显悲情。不难看出，这种不幸根源是在整个社会弥漫着的“经济人思维”。城市扩进，决策者习惯在权衡利弊中作出选择，而且权衡的标准多以“市值”为据，而非“价值”。尽管村民有千万个理由，论述龙首关有如何不可估量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但是，地方政府认定一条公路能带来更多的“市值收益”。于是龙首关让位于公路扩建，显得很是合理。

　　龙首关的不幸，带有各地古迹共性的悲情色彩，更有自己的个案特点。根据报道中传递的信息看，这本是场可以避免的不幸，如果按照设计之初的线路施工，对龙首关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这样一种温和、理性的方案最终遭到否决，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更加直接、粗暴的施工线路——对潜在收益近乎偏执的狂热追求，使得施工方不愿多拐一个弯、多走一段路、多拖一天工期。

　　龙首关惨遭破坏，无非是职能部门权衡“市值收益”后的最优选择。但一个负责任的施政群体，始终不能如企业主般只顾狂热逐利；一个有内涵的城市，终究不能靠高楼大路支撑。这就要求政策选择过程中，更多地看重“价值”而非“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