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烈士已牺牲70多年了。他在狱中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巧妙的斗争艺术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等十几万字的著作，已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感动了好几代中国人。可是，他的这些著作是怎样从狱中传出来，又怎样辗转送到党组织机关的呢？据史料记载，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分两次由两个人分别传出监狱的，其中一次是由国民党元老胡逸民亲自传送的。

　　狱中结友

　　胡逸民，浙江永康人，1890年出生。他早年攻读法律，因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一直追随孙中山，为民主革命效力。孙中山病逝时，胡逸民与李大钊、林伯渠等被安排为第一组的守灵人。1925年，他随蒋介石北伐而名噪一时，成了国民政府的显要人物，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3个监狱的狱长。但却因为国民党内部倾轧被蒋介石4次投进牢房。

　　1935年2月初的一天，时任中国共产党闽浙赣三省主席的方志敏被捕入狱，看押在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两天后，已入狱半年多的胡逸民由看守所所长陪同来到方志敏的囚室。所长满脸赔笑，谨慎地介绍：“这位是永一（胡在狱中的化名）先生，在本所优待号。他素来在狱中行善，想与你谈谈话，交个狱中朋友，请方先生……”

　　胡逸民忙接过话来：“我失去自由半年多了。听到关于你们的传闻，我很同情。早年我在国民党里干过‘清党’，曾设法开脱过你们的同志，那些人都是些可爱的青年！”

　　“谢谢你。”方志敏绷着的脸庞露出一丝友善的微笑，但仍保持着警惕和戒备。

　　胡逸民的话不假，他在担任“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时，曾放走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及同乡好友中的“共党分子”，因此，他第一次被蒋介石打入监狱。

　　“那你这次入狱……”方志敏问。

　　“这次是被人诬告，也怪老蒋耍滑头……”胡逸民讲着自己的委屈，指责蒋介石的权术，情绪渐渐激动起来。接着他说，“方先生，目前我们都失去了自由，我愿意与你交个朋友。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我愿意效力。”

　　“谢谢你！”第一次接触，方志敏话语不多，他说，“生活上我们苦惯了，如果能弄到一些书籍和报纸，请拿来看看。”

　　“好的，好的，书报有一些，等会儿我让所长给你送过来。”

　　后来，胡逸民常以送书取报、传送用品杂物为由，到三等号子与方志敏闲聊解闷，双方改口以老胡、老方相称。从个人的经历身世到对社会的看法以及入狱观感，两人谈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多。

　　拒不投降

　　一天，方志敏又一次被提审。他与旨在劝降的军法处处长等人发生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当他们威胁利诱无济于事后，终于搬出一名叛徒。

　　“他是一个无耻的东西！”方志敏被激怒了。对方却说：“你说无耻，可我们认为是觉悟。他现在已是我们的少将参议，每月有500元薪金呀！”

　　“人类和畜类是不同的，君子与小人也是有区别的。这个你不会不知道。我方志敏既不爱爵位，也不恋金钱，随你们处置吧！”这个审讯十分尴尬地草草收场了。

　　胡逸民得知后很受感染，兴冲冲地来到方志敏的狱室，可他兴奋的神色旋即从脸上消失，几次欲言又止。

　　“老胡，何事不便启齿？”

　　“有句话早该对你说了，请别见怪……”胡逸民斟酌着言辞说，“我在看守所内行走方便，还可以随便出入你的囚室，这固然与我原本的身份有关，另外上面还让我劝劝你……”

　　“哦——”方志敏并未介意。胡接着说，“他们要我转告，说官厅想重用你。这些天我见你意坚志定，内心佩服，也就耻于启齿。请原谅，今日才挑明此事。”胡逸民讲完，如释重负。“老胡，我也明确告诉你，要我投降？天大的笑话！”方志敏站起身，指着桌上的一张纸，“你看看这个——”原来是方志敏的“言志诗”：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愿意的啊！

　　这是方志敏写给那些劝降者看的。胡逸民看着看着，脱口而出：“你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国民党当局把方志敏看成特殊“猎物”，寄予厚望。不久，将方志敏搬进了单人优待号。他是看守所内唯一享此“优厚待遇”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在优待号里唯一戴上脚镣的囚犯。

　　方志敏和胡逸民的两间优待号相互斜对面，他们的来往就更密切了。

　　方志敏的环境有所改善后，就利用敌人让他写“交代”所提供的条件，不停地写作。痛苦的思索与孜孜不倦的写作使他日益消瘦，导致肺病复发，常常咯血。胡逸民劝他注意休息，平日串门闲聊也有所节制。

　　1935年3月初，方志敏写完了七八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下旬又写好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4月写完了《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

　　一次，胡逸民忍不住问：“你在狱中还写这么多东西，到底有何打算？”

　　“近日来我在想，我们的国家为什么那样贫穷落后、四分五裂、多灾多难？于是就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做个回忆，整理记下来。”

　　胡逸民随手翻看方志敏摆在案头的文稿，眼睛一亮：“《可爱的中国》，好题目！”

　　“你说好？可是，他们（指审讯官及劝降者）口头上都承认我是一个革命者，但指责我只顾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了全民族的利益，说我缺乏中华民族感情。请问，工农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会相冲突吗？我决心留下一点文字，以明心志。只怕要送出去，可就难了……”

　　胡逸民沉思片刻，说：“老方，你若信得过，这事就交给我办！”

　　“好！老胡，你若真肯为此担险出力，那太感谢你了。这文稿日后就重托于你。”      

　　留下重托

　　一天，胡逸民得到一个好消息，连忙去告诉方志敏：“军法处将你的案子向上呈送了公文，说你至今无降意，本拟枪毙，但上面批下来的却是‘缓办’，看来你的案子会拖延一阵子。”

　　方志敏并未因获“缓办”的消息而心存侥幸，他的写作抓得更紧了。5月，他结束了《可爱的中国》的写作，又写了《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等；6月，他又挥笔写了《狱中纪实》等文章。

　　7月的一个夜晚，在方志敏的囚室，胡逸民与方志敏聊了起来。

　　“老胡，他们该出场的人都出来了，这场戏大概就要收场了。我们的交谈，很可能就是诀别……”方志敏低沉的话语在胡逸民听来句句如锤，字字似针，扎得他钻心地疼痛。

　　“老方，你……”任何劝慰的话都显得多余。再说，他也实在找不出一句妥帖的话来。

　　方志敏掀开草席，在床板下面卸下一个纸包，郑重地放在胡逸民面前。

　　“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文稿了，他们随时都会将我拉出去……这些东西，只有拜托你了！”

　　胡逸民双手捧起方志敏交给的一包文稿，顿时感觉沉甸甸的。他激动地说：“我一定要把它送出去！怎么送，你吩咐吧！”

　　“日后出狱，把它送到上海，设法找到鲁迅、宋庆龄或其他真正同情共产党人的进步组织。这里面有我写给他们的信……”

　　这一夜，胡逸民在方志敏的囚室坐了很久。临别时，方志敏郑重地叮嘱：“我们近来的谈话，注意不能泄露，否则要坏事的，还会给你添麻烦。定要谨慎珍重。”

　　1935年8月6日凌晨，一阵令人心惊肉跳的铁镣声把胡逸民吵醒，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预感不妙。

　　果然，方志敏双手被反铐着由几个法警押出了囚室。胡逸民盯着这位与自己同狱相处180余天的囚友拖着脚镣从容挪步，向他投去深情的目光……

　　1935年深秋，胡逸民终于盼到了出狱的这一天。他没有忘记烈士的重托，不时取出方志敏留给他的绝笔信凝神观看：

　　为了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中央的，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章，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

　　胡逸民看着看着，泪水几次模糊了视线。他十分激动，却又感到惶恐不安。在痛苦和彷徨中熬了一年，终于决定冒险赴上海，去实践自己的诺言。

　　1936年11月，胡逸民一身生意人打扮到了上海。他先去找鲁迅，未果（鲁迅已于10月19日病逝）。十里洋场，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组织呢？正在焦虑踌躇中，他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救国会”几个字，便萌生了一个念头：去找上海救国会的头面人物章乃器先生，传闻此公与共产党颇为友善。

　　第二天，胡逸民费了一番周折，来到章乃器家，因章乃器外出，便将方志敏烈士的文稿交给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

　　胡子婴在若干年后回忆，11月23日，章乃器被捕，她便找人将文稿送到宋庆龄处。数年后，《可爱的中国》在上海得以出版面世。　（据《党员干部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