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赵作海案都堪称5年前湖北佘祥林案的翻版，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点：都是因为“被害人”神奇“复活”而使冤案大白于天下，都是服刑多年后被宣告无罪。

　　就事而论，我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拥有主观故意的冤案制造者。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大家或许当时都认为自己是在依法行事，是昭雪了惨死的冤魂、伸张了正义。而越是这样，事情越发可怕，因为“无意制造冤案”要远比“故意制造冤案”几率更高。而这也决定了，我们反思和总结不能总是局限于个案，而必须上升到机制的层面，着眼于整体性的改革。

　　赵作海案尚有许多焦点问题需要调查，而公众认为唯一不用调查的就是刑讯逼供的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无故承认自己杀人，更不可能把并不存在的杀人细节交代得符合案情需要。而当地公安局负责人却不认为这个案子存在刑讯逼供，这固然有推卸责任之嫌；但是，却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公众眼里的刑讯逼供，在一些干警眼里却是常态。更何况，一个通行的游戏规则是：在破案、公诉、审判活动中，荣誉和利益皆属个人，固然与办案当事人紧密相关；责任与过失却是集体的，无需任何具体当事人为此担责。

　　“被害人”复活这种案件，在整个错案史中的比例肯定不高。某种意义上，只要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只要不是“为了破案而破案”，在当今如此发达的鉴定技术之下，“被害人”复活冤案原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如此低概率的错案居然也能时有发生，足见不法与枉法的情形值得警醒。这也警示我们，错案纠错绝对不能止于个案，否则，佘祥林既然不是最后一个，赵作海也不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