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突然发病

　　2004年10月12日晚饭后，阿拉法特突然发病，他无法站立，还恶心。他身边的人将此事通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驻埃及领事纳迪尔·阿西尔，因为自以军在2002年重新占领拉姆安拉以来，此人就充当阿拉法特被囚禁官邸的保护者。阿西尔立即建议从埃及派去一个医疗小组。阿拉法特同意了。

　　由易卜拉欣·穆斯塔法博士率领的埃及医生第二天就到达官邸。他们检查后的结论是：普通感冒。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将病情向阿拉法特的主治医生阿什拉夫·库尔迪汇报，甚至连阿拉法特身边的人都“忽视”了这一点。库尔迪确信，当时有人故意要排斥他，“他们直到10月27日才让我靠近病人。此时的阿拉法特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人了……他瘦了许多，并且表现出诸多令人非常担心的症状，脸上出现了成片的红斑，皮肤也变黄了……这是常见的中毒症状”。

　　从此，有关阿拉法特中毒的传闻就传开了。这并非唯一传闻。第二个传闻是阿拉法特早在官方11月11日宣布他死亡前就去世了。还有第三个传闻说，艾滋病有可能是阿拉法特死亡原因之一。

　　治疗为何一再延误

　　两名以色列记者阿维·伊萨沙罗夫和阿莫斯·哈雷尔最近在一本书中记叙了这个令人难解的事件，该书书名为“第七次战争”。他们从阿拉法特身边的人开始，向所有的主要人员了解情况。他们不排除任何一个假设，甚至连摩萨德操纵的谋杀行动也不放过。

　　阿拉法特的身体在1992年4月的一起飞机事故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事故中，阿拉法特因遭受冲击而导致脑出血，造成了头晕、恶心等后遗症。后来，他又患上了其他疾病，从2002年春天开始的囚禁生活让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以色列人准备让他动身前往某个阿拉伯或者西方“友”国。可是阿拉法特明白，他们永远不会让他再回来。因此，他宁愿留在被以色列国防军装甲车包围的小型掩体里。他饮食很不规律，服用多种药，吃甜食过多。他身边的一个人告诉伊萨沙罗夫和哈雷尔，他的精神状态日趋恶化，2003年8月底，他已经无法自己系鞋带儿了。

　　2004年10月12日，情况急转直下。在晚饭4个小时后，阿拉法特感觉非常不好，要求请医生。虽然埃及的医疗小组第二天得出的结论是普通感冒，可是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派去的另一个医疗小组10月18日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认为他可能得了血小板减少症，这有可能导致各种出血并发症。突尼斯的医生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他转到大医院。”

　　以色列人表示，他们不会干涉。阿拉法特两年半以来首次不再拒绝换地方的意见。不过，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被转到当地的拉姆安拉医院，而且始终没有人叫库尔迪博士来。

　　中毒还是艾滋病

　　10月25日，验血证实阿拉法特的血小板骤减。是患了胃癌或是白血病，还是感染了致命菌？脊髓抽取否决了这些假设。这就给其他更不规范的猜测开了绿灯。这一次，埃及的医生们也要求立即将阿拉法特转到拉姆安拉医院。但是，阿拉法特身边的人要征求来自约旦的第三个医疗小组的意见。约旦人证实了埃及人和突尼斯人的分析。10月27日，库尔迪博士终于被叫到阿拉法特床前。库尔迪博士一看到他，就想到了中毒。虽然按理说中毒后他体内的白血球本该大量减少，但是也不排除使用了某种新型毒药。如果放弃中毒的看法，就应该提出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说法。阿拉法特身上的红斑好像是多发性出血性肉瘤病，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疾病，艾滋病患者通常会得这种病。库尔迪博士说：“我曾经问是否给阿拉法特做过艾滋病检测。埃及人说没有，突尼斯人说做过。不过，突尼斯人后来证实，结果是阴性的。”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艾滋病被认为是有损名誉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除非被敌人，也就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传染上。阿拉伯媒体经常传播有关摩萨德一些见不得人的行动的消息，如由男妓和妓女们组成的突击队、发放“有毒糖果”……

　　正式证明阿拉法特患有艾滋病，就等于面临着一系列无法核实的问题。不可能重提他在与苏哈结婚前有关其私生活的传闻，比方说，罗马尼亚秘密情报部门的变节者扬·帕切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证实说，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是同性恋；相反，《星期日泰晤士报》一女记者却把他描绘成“十分渴求女性”的人。难道他是最近被感染上的吗？自从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开始以来，他与妻子分开，苏哈和女儿住在巴黎。

　　难道说阿拉法特的艾滋病是中毒引起的吗？有关“有毒糖果”的说法重新出现。他身边的人都说：“阿拉法特喜欢吃糖果和甜食。他在被软禁的时候，所有人都给他带这些东西。他甚至吃以色列生产的糖果……”不过，艾滋病并不会通过食物传染。阿拉伯世界的医学人士对此也很清楚。库尔迪博士最终设想出一种复杂的情况：阿拉法特很可能是在某次吃饭时被下毒的，他首先认定这一投毒是摩萨德所为，但也可能是阿拉伯或者巴勒斯坦叛徒干的，而且表现出艾滋病症状。但是何时何地投的毒呢？阿拉法特的医生始终含糊其辞。

　　谁从死亡中得利

　　10月27日当天，苏哈抵达拉姆安拉。苏哈开始一人掌管一切。作为阿拉法特的合法妻子，她有权监督治疗和决定阿拉法特转到某家医院。她和女儿扎赫娃是阿拉法特的合法继承人。阿拉法特名下已经有了一笔估计为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金，相当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自治区50%的国内生产总值。

　　苏哈宣布，她的丈夫将在巴黎接受治疗，“靠近我和女儿”。时任巴勒斯坦总理的库赖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沙龙，争取他的同意。事情很快得到圆满解决：阿拉法特先在拉姆安拉医院接受检查，然后前往法国；一旦身体恢复健康，以色列将不反对他重返官邸。接下来，巴勒斯坦所有的领导人纷纷来到阿拉法特的床前，说服他同意去法国治病。阿拉法特笑着流下了眼泪，表示同意。库赖说他要“致电巴黎”。苏哈打断了他的话说：“够了，我是他的妻子，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用不着再和任何人商量。”10月29日上午，两架约旦直升机停在官邸前，它们把阿拉法特送往安曼。苏哈和穆罕默德·达赫兰一直陪在他身旁。穆罕默德·达赫兰曾经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长期以来被看成阿拉法特的养子。阿拉法特问：“我们去哪儿？”人们回答他说：“去约旦，再从那儿去法国。”他惊讶地表示：“去约旦、去法国……那是为什么？”接着，他又昏昏欲睡。

　　伊萨沙罗夫和哈雷尔指出，巴黎近郊的佩西医院在血液病学方面是欧洲最好的医院之一，而且这也是一家军人医院，保密和安全工作很出色。只有苏哈一人参加了医疗小组，其他巴勒斯坦人员都住在巴黎的洲际饭店。

　　在头三天里，阿拉法特的状况有所好转，能够进食，也能够站起来了。到了第四天，情况再度恶化。第五天转为紧急救护，因为他出现了昏迷和左半身瘫痪的症状。达赫兰说：“从11月3日起，法国安全部门的一名官员打电话告诉我说，阿拉法特的情况十分危急，很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1月4日18时30分，佩西医院一医生表示，阿拉法特处于脑死亡状态。然而，佩西医院各医疗小组很快又收回前面所说的话，并且表示病人陷入深度昏迷。

　　11月9日，混乱局面达到了顶点。佩西医院和法军医务处发言人克里斯蒂安·埃斯特里波上午宣布，阿拉法特昏迷加重。中午刚过，已经赶到巴黎的阿拉法特身边的几名重要人物证实，阿拉法特因夜间突发脑出血后去世。实际上，官方医疗记录也采用了这一说法。

　　然而，充当半官方发言人的阿拉法特侄子纳赛尔·基德瓦则否认：“他情况危急，也很困难，但是他始终活着。”11月11日，阿拉法特死亡的消息终于得以宣布。

　　显然，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身边的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安排葬礼，为了确定接班人，为了分配给养金，或许还为了重写令人满意的医疗记录。这一整套医疗记录如今属于国家机密。似乎无可争议的是，阿拉法特身边的人在他发病最初始终是消极被动的，而且阿拉法特的死对所有的活动家都有利。（据《文史参考》）

　　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在混乱的局势下离开了人世，有关他死因的传闻四起。阿拉法特去世前显示出中毒和类似艾滋病的症状以及他的死亡过程引出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让阿拉法特之死蒙上神秘的面纱。两位以色列记者的深入调查，揭露出其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去世前显示中毒和类似艾滋病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