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票记录的中学时代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们来说,虽然没有赶上计划经济的“票证时代”,但不少人在上学时都用过学校食堂的饭票、菜票。
“上中学时需要住校,要从家里带粮食换成饭票,我们每天吃早晚饭的时候拿饭票买粥。”新区的张先生向记者讲起自己上中学时的情景。
“食堂每天的饭食很简单,早晚都是玉米粥和馒头,只有中午变换一下花样。馒头直接报给伙房就行了,玉米粥需要拿饭票买。我记得当时买一碗玉米粥需要一两饭票,通常是一个宿舍每天安排一个值班的负责为大家买饭,拎个大桶过去,把全宿舍的饭都拎回来。”
张先生说,中学的时候生活很单调,学习任务比较重,吃饭就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放松机会。“我们都是提前把每人的饭票交到值日生手里。一放学,我们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从教室里跑出来,一路跑回寝室,把自己的饭碗早早地放在宿舍的空地上,等着值日生把饭领回来分。”
玉米粥分好后,大家一个个狼吞虎咽起来。“那时候也有菜票,不过是花钱买的,一角钱一两菜票。通常伙房的菜也是应季最便宜的蔬菜,啥菜便宜做啥。但就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有些奢侈,很多人吃的都是从家里带来的咸菜。虽然很简单,却吃得有滋有味。关系好的同学,还把咸菜换着吃。”张先生向记者介绍。
“现在的一般人家也都不稀罕大鱼大肉了,但那时候闻到哪儿有肉味都馋得直流口水。有的人想去外面改善伙食,又没有钱,就把用家里粮食换的饭票贱卖到校门口的摆摊的人那里。摆摊的人再转手高价卖给需要的学生,从中间赚取差价。”张先生说,但这样等于是在贱卖家里的粮食,所以很少有人这样做。“那时候学校供应开水也是凭票才能接水,一般一个人一星期分两张水票,免得浪费开水。”
张先生说,他有次在宿舍大院门口捡到一沓开水票,交到了学校传达室。课间操的时候学校广播里还表扬了他。“一转眼,那些日子都过去十几年了。虽然那时候的生活有点儿苦,但特别有滋有味。想起几个好朋友蹲在地上一边大口喝粥一边分吃咸菜的时候,就特别怀念。”
张先生说,他毕业离校后没几年,学校就取消了饭票就餐制度,直接凭现金就餐,学生入学也不用再往学校交粮食了。“后来好多学校都取消了这种就餐方式。现在很少听说有哪个学校需要用饭票菜票买饭,多数都是刷卡就餐了。”
“家里的长辈经常讲起‘计划经济’时期的往事,颇多感慨。而我对中学时的那段记忆,也是特别留恋。当时跟我一起喝粥、一起吃咸菜的哥们儿,几乎都有老婆有孩子了,在一块儿聚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张先生说,有次他开车经过中学校园,在校门口停了很久。“想起了挥舞着饭票、拎着大桶去买饭时的自己,心里不由得五味杂陈。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十几年眨眼间就过去了。年少轻狂、青春激扬的中学时代,真的是离我越来越远,只能偶尔回味一下了。”
几张布票黄了一门亲事
浚县的陈先生也向记者讲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往事。“那时候普通百姓家一般都吃不饱,分下来的粮食都要格外精打细算,才能熬过一年。我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谁家要是娶媳妇,就得借好多钱粮。”陈先生说,家里的粮食不够款待宾客,就得从乡邻家借钱借粮。而借下的债,得一家人省吃俭用好些年才能还清。
“我记得本家的一个大哥结婚时,女方提出要买几件新衣服。当时每家的布票都是有数的,一个人一年也就一市丈(约3.3米)多的布票,单衣、棉衣、床单、被罩都在里面,家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布票。没办法,我大伯就四处借布票,说好等下一年家里布票发下来立马还人家。好不容易凑齐了女方要求的布票数目,但当大哥领着女方去扯布料时,女方又临时变卦了,想多扯两身衣服。”陈先生说,大哥身上的布票不够,女方不依不饶。后来听大哥说,他当时在供销社门口蹲了半个晌午,最后一个人耷拉着头回了家。“到家后说啥也不想结婚了,被大伯骂了一顿,后来这门亲事也黄了。”
“还有个亲戚家娶媳妇儿时,提前喂了头猪,到办婚礼时又借了好多亲戚家的粮食。即便这样,送亲的人还嫌男方家饭食不好,男方家长出面再三赔礼道歉才消停下来。办场亲事花下的粮钱,之后一家人勒紧裤腰带还了好几年。”
陈先生说,当时很多人家娶媳妇儿时都为布票、粮食发愁过。“布票还好说,可以向孩子多、能省些布票的人家买一些,或是跟不着急办喜事的人家去借。但粮食却是个大问题,谁家的粮食都不多,都不好借。”
“想想那时候,一张薄薄的布票、粮票对于平常人家来说真是比什么都重要。而现在,衣服没穿几次就丢一边了,细粮吃腻了,就吃粗粮、吃野菜,生活真是越来越好了。”陈先生说,虽然这些记忆有些久远,但他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们,时不时还回味一番。
出差丢了粮票 差点儿吃不上饭
当记者提起有关粮票的话题时,新区的柯先生说起了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上海出差时丢了粮票的事。
“那时候买什么东西都需要用票,没有票出门吃饭都是问题。我去上海出差时,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柯先生说,那是他第一次去上海出差,刚到上海时一不小心就把装粮票的包弄丢了。“把我急得不行,因为在当时,丢了粮票就跟现在丢了身上所有的钱差不多。”
无奈之下,柯先生只好硬着头皮拿着钱去买东西,但都碰壁而归。没有粮票,即使多给钱也没有饭馆肯卖给他饭。
“去上海的路上也没好好吃饭,到了上海还是吃不上饭。眼看着天都黑了还没买到饭,我都饿得有些头晕了。”柯先生说,当他无精打采地回到招待所时,值班的服务员看出了他的异样。“得知我还没吃东西后,就带我到招待所附近的一家杂货铺去买江米条。”
柯先生说,那时候即使买点心也得有粮票才行,或许是因为那家杂货铺的老板跟那位服务员比较熟,就破例让他花高价买了点儿江米条。“就这样,那家杂货铺的老板也不敢多卖,那天只卖给了我半斤。即便这样,我也已经非常感激了。”柯先生说,那位服务员确实很热心,知道他还要在上海待好几天后,第二天就托朋友帮他高价买了些粮票。“我在上海那几天才没有为吃饭的问题发愁。”
这件事也给柯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再去哪里出差,他都把粮票看得紧紧的。“宁可丢了钱,也不能丢了粮票。”柯先生笑言,记得前些年家里还有一些老粮票,自从搬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现在一有人提起粮票,我立马就想起了自己年轻做事毛毛糙糙的样子,很是回味。”
老人讲述的票证生活
“虽然现在家里年年打下的粮食都吃不完,但要是让我看到哪家的孩子吃饭浪费粮食,还会忍不住过去说那小孩几句,再数落数落他家的大人。”年近八旬的李老太太是浚县黎阳镇人,精神矍铄的她跟记者聊起几十年前的往事时,依然思维清晰。
她告诉记者,在以前计划经济的年代,每年发下来的粮票和布票就是一家人赖以生活的根本。要没有那些票,一家人根本没法生活。中年以前,因为缺吃少喝、缺衣少穿,她和一家人没少吃苦,所以,即使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她依然保持着多年的节俭习惯。
“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粮食和布票。我娘家在河北省,二儿子小时候跟着姥姥生活,每次去看他前都要先把家里的口粮拿到公社粮站上换成粮票,路上才好吃饭。”李老太太说,粮票在当时根本就离不了,谁家要是有人出远门,都得赶紧去换粮票。
“每年的粮票都是按家里的人口定额发下来的,粗细粮食能分多少跟生产队当年的收成好坏有关系。那时候家家每年都盼着生产队里能有好收成,分的粮食能多一点儿。”
李老太太告诉记者,她记得当时每年的粮食打下来后,都要先除去种子粮、储备粮和喂牲口的粮食。剩下的粮食,60%按人口多少分到各家各户,剩下的40%再按每人的工分分下去。“那时候粮食年年都不够吃,一家人都是省吃俭用,就这样也免不了饿肚子。”
李老太太说,当时她家的布票倒是能省下来一些。家里的小孩多,衣服都是老大穿过老二穿,那时家里也没遇上红白喜事,布票能剩下来一些,她就把布票卖给需要的人家,换些粮食。“那时候布票是不允许私自买卖的,但要是谁家办嫁娶喜事,用布多,就在乡邻家私自买些。”
李老太太说,她记得当时的粮票有全国通用和全省通用的两种。换的粮食斤数一样,但价钱不一样。“换全省通用的粮票,他们给的钱就多;换全国通用的粮票,给的钱就稍少一些。”李老太太说,那时候听说城市里还有糖票、油票等票证,但当时在农村很少能见到糖果瓜子等副食,只在过年的时候才分一点儿。吃饭用的油也都是生产队里分的,所以她那些年在村里就没有见到过糖票、油票。
李老太太告诉记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格外节俭。“现在就算再有(富裕),也不能大手大脚。计划经济的时候,生活过得多不容易啊。”
当年的那些粮票、布票(资料图)。
百味杂陈的票证时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或许对于“计划经济”的具体含义都有些陌生。但30岁以上的人,对当初的“票证时代”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记忆。如今,再也不需要用一张薄薄的票证来精打细算一家人的生活,但当记者再提起这个有些久远的话题时,依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回忆与共鸣。还有人告诉记者,在十几年前的一些中学食堂里,也有过凭票吃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