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这一案件疑点重重。首先，就算是涉嫌“非法经营”，是否就严重到必须抓捕当事人的地步呢？有着巨大悬疑的，还在于渭南警方的种种异言异行：在8月19日对谢朝平的抓捕中，警方带走了谢的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U盘。而在今年6月《大迁徙》刚送到渭南时，当地政府甚至派出了公安、乡镇干部和文化稽查员到移民家中强行将《大迁徙》搜走。

　　既是治理非法经营，为何要连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都要抄走？既然只是对“非法经营者”的惩戒，为何连移民家中的《大迁徙》也要一本都不留？那些异常的急迫，或许更是对某些不能见光目的的遮蔽。就渭南警方而言，它的匆忙与过度的急迫，很难说不是一种对《大迁徙》的戒严与敌意。

　　或许，只有把目光重新投注到《大迁徙》上，才可以找到最具体的答案。《大迁徙》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以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黄河大移民为背景，多以谢朝平的实地采访内容为素材，其中涉及到三门峡移民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而在现实中，“历史遗留问题”又一般是为当事方所忌讳的，也常常会成为他们眼中危险的叙事。作为一部基本以现实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大迁徙》自然会让此前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见诸于世。从这个角度来推理，或许可以部分找寻到渭南警方举动的原由。渭南警方对这样一次抓捕不愿过多解释，据谢朝平的妻子称，甚至连拘传手续都不愿出示，这些异常，不由得让人把此事与“进京抓记者”、“紧急收报”、“跨省追捕发帖者”等事件联系起来。

　　我无意去拔高谢朝平与《大迁徙》的价值，他的作品也许会存在争议，也许不够客观，不过，当一部以无法回避的社会背景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成为地方政府眼中的危险叙事，招引来警方不必要的过度防卫，毫无疑问，它已经在警示另一个更艰难的境地：即便是与完全的真话尚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的存在，也要遭遇越来越多的与权力的碰撞。

　　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说真话的艰难，我们也经历过太多权力的得寸进尺。面对进京抓作家的粗暴，我们又该怎样去解读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