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这一案件疑点重重。首先,就算是涉嫌“非法经营”,是否就严重到必须抓捕当事人的地步呢?有着巨大悬疑的,还在于渭南警方的种种异言异行:在8月19日对谢朝平的抓捕中,警方带走了谢的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U盘。而在今年6月《大迁徙》刚送到渭南时,当地政府甚至派出了公安、乡镇干部和文化稽查员到移民家中强行将《大迁徙》搜走。
既是治理非法经营,为何要连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都要抄走?既然只是对“非法经营者”的惩戒,为何连移民家中的《大迁徙》也要一本都不留?那些异常的急迫,或许更是对某些不能见光目的的遮蔽。就渭南警方而言,它的匆忙与过度的急迫,很难说不是一种对《大迁徙》的戒严与敌意。
或许,只有把目光重新投注到《大迁徙》上,才可以找到最具体的答案。《大迁徙》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以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黄河大移民为背景,多以谢朝平的实地采访内容为素材,其中涉及到三门峡移民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而在现实中,“历史遗留问题”又一般是为当事方所忌讳的,也常常会成为他们眼中危险的叙事。作为一部基本以现实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大迁徙》自然会让此前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见诸于世。从这个角度来推理,或许可以部分找寻到渭南警方举动的原由。渭南警方对这样一次抓捕不愿过多解释,据谢朝平的妻子称,甚至连拘传手续都不愿出示,这些异常,不由得让人把此事与“进京抓记者”、“紧急收报”、“跨省追捕发帖者”等事件联系起来。
我无意去拔高谢朝平与《大迁徙》的价值,他的作品也许会存在争议,也许不够客观,不过,当一部以无法回避的社会背景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成为地方政府眼中的危险叙事,招引来警方不必要的过度防卫,毫无疑问,它已经在警示另一个更艰难的境地:即便是与完全的真话尚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的存在,也要遭遇越来越多的与权力的碰撞。
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说真话的艰难,我们也经历过太多权力的得寸进尺。面对进京抓作家的粗暴,我们又该怎样去解读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