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党新六军第十四军司令部少校、作战科长王楚英,见证了“南京受降”的全过程,当年,他是站在何应钦左后方身后的那个年轻人,与何间隔约有3米远。
据王楚英回忆,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盏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行步入会场,全场来宾肃立迎接,摄影记者们频频按动快门。
何应钦在受降席居中坐下,左侧是国民党海军上将陈绍宽、国民党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侧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国民党陆军中将萧毅肃。受降席正中,摆放有一个时钟,另有漆盘一个,内放一套中国的文房四宝。《降书》《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及何应钦签字后的讲话稿,依次摆放在案头。
8时58分,又是一阵闪光灯,日军签降代表——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七人自礼堂正门入场。王楚英说:“这7个代表都是光头,身着军服,没有佩带军刀(以示缴械)。”他们成纵队走进布栏后排成横队,冈村宁次居中,一齐向何应钦等脱帽作了45度鞠躬致敬,何应钦欠身作答,双方坐下。
按照事先的约定,日方7人中只有冈村宁次一人可以将帽子放在桌上,其他人则只能放在自己膝上,而中方所有代表均将帽子放在桌上。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经过几分钟的摄影时间,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以证明他的身份。冈村宁次命小林浅三郎呈递。小林浅三郎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鞠了一躬。何应钦检视后将文件留下,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文本由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起身,双手捧接。
9时7分,冈村宁次打开“日本投降书”,小林浅三郎在一旁磨墨,动作有些僵硬。冈村宁次一边匆匆翻阅降书,一边取笔欲蘸墨。突然,他盯着毛笔怔了起来,手也颤抖起来。后来可能是为了掩饰紧张,他顺手捏下笔头的几根羊毫,恭恭敬敬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他伸出双手解上衣右上侧口袋的扣子,解了半天,取出方章来,如举千钧,蘸了红色的印泥,终于抖抖索索地盖到了投降书上。不想印章却稍稍盖歪了,冈村宁次面部微露难色,但已无可奈何。他站起身,恭立着,一面命令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一面朝长桌对面的何应钦点头。“这点头恐怕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歉意,二则表示日军就此投降。”王楚英说。
小林浅三郎按冈村宁次的吩咐,捧着降书走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应钦。何应钦起身接过。正是这一起身,后来引来媒体猛烈批评。舆论认为何应钦竟然起身接降书是毫无气节、向日本人低头之举,有“媚日”之嫌,有损国格。而据王楚英回忆,因为受降席桌面十分宽大,小林浅三郎太矮,如果何应钦坐着,根本够不到小林浅三郎递过来的降书,因而只能起身。
何应钦检视后签名盖章,此时,时针正指向9时9分。随即,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命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在受领证上签名盖章后,命小林浅三郎呈递。
9时15分,何应钦宣布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号命令:自即时起,冈村宁次已不再是“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更名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具体任务就是传达、执行中国陆军司令部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宜。
随即,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并发表了简短演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8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何应钦的讲话迅速被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播。
9时20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中国战区120余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顺利完成,何应钦率领受降人员退席。当日中午,何应钦在今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原励志社举行酒会,宴请中外来宾,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据《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