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党新六军第十四军司令部少校、作战科长王楚英，见证了“南京受降”的全过程，当年，他是站在何应钦左后方身后的那个年轻人，与何间隔约有3米远。

　　据王楚英回忆，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盏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行步入会场，全场来宾肃立迎接，摄影记者们频频按动快门。

　　何应钦在受降席居中坐下，左侧是国民党海军上将陈绍宽、国民党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侧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国民党陆军中将萧毅肃。受降席正中，摆放有一个时钟，另有漆盘一个，内放一套中国的文房四宝。《降书》《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及何应钦签字后的讲话稿，依次摆放在案头。

　　8时58分，又是一阵闪光灯，日军签降代表——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七人自礼堂正门入场。王楚英说：“这7个代表都是光头，身着军服，没有佩带军刀（以示缴械）。”他们成纵队走进布栏后排成横队，冈村宁次居中，一齐向何应钦等脱帽作了45度鞠躬致敬，何应钦欠身作答，双方坐下。

　　按照事先的约定，日方7人中只有冈村宁次一人可以将帽子放在桌上，其他人则只能放在自己膝上，而中方所有代表均将帽子放在桌上。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经过几分钟的摄影时间，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以证明他的身份。冈村宁次命小林浅三郎呈递。小林浅三郎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鞠了一躬。何应钦检视后将文件留下，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文本由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起身，双手捧接。

　　9时7分，冈村宁次打开“日本投降书”，小林浅三郎在一旁磨墨，动作有些僵硬。冈村宁次一边匆匆翻阅降书，一边取笔欲蘸墨。突然，他盯着毛笔怔了起来，手也颤抖起来。后来可能是为了掩饰紧张，他顺手捏下笔头的几根羊毫，恭恭敬敬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他伸出双手解上衣右上侧口袋的扣子，解了半天，取出方章来，如举千钧，蘸了红色的印泥，终于抖抖索索地盖到了投降书上。不想印章却稍稍盖歪了，冈村宁次面部微露难色，但已无可奈何。他站起身，恭立着，一面命令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一面朝长桌对面的何应钦点头。“这点头恐怕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歉意，二则表示日军就此投降。”王楚英说。

　　小林浅三郎按冈村宁次的吩咐，捧着降书走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应钦。何应钦起身接过。正是这一起身，后来引来媒体猛烈批评。舆论认为何应钦竟然起身接降书是毫无气节、向日本人低头之举，有“媚日”之嫌，有损国格。而据王楚英回忆，因为受降席桌面十分宽大，小林浅三郎太矮，如果何应钦坐着，根本够不到小林浅三郎递过来的降书，因而只能起身。

　　何应钦检视后签名盖章，此时，时针正指向9时9分。随即，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命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在受领证上签名盖章后，命小林浅三郎呈递。

　　9时15分，何应钦宣布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号命令：自即时起，冈村宁次已不再是“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更名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具体任务就是传达、执行中国陆军司令部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宜。

　　随即，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并发表了简短演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8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何应钦的讲话迅速被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播。

　　9时20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中国战区120余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顺利完成，何应钦率领受降人员退席。当日中午，何应钦在今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原励志社举行酒会，宴请中外来宾，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据《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