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传国
▲方舟子
据文汇报消息 21日20时08分,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通报称,“打假斗士”方舟子遇袭案已告破——曾在案发后对媒体宣称“方舟子报假案”的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当天下午在浦东机场被警方控制。
此前另三名嫌疑人龙光兴、许立春和戴建湘也已被警方控制。警方同时起获了羊角锤、钢管等作案工具。警方称,肖传国认为,方舟子通过网络、媒体对他的学术成果进行“打假”,导致其未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是指使他人报复。
曾被列为第一怀疑对象
8月29日晚,方舟子向北京市公安部门报案称,他在其住处附近被人袭击,一人向其面部喷不明液体,另一人持铁锤砸伤他的腰部。
而今年6月24日晚,《财经》编辑方玄昌在返家途中也被两名陌生人持械袭击,住院治疗。他和方舟子均曾对肖传国进行学术打假。
案发后,方舟子委托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悬赏20万元征破案线索,并猜测遇袭事件可能与揭露肖传国的“肖氏反射弧”造假有关。
方舟子23日晨发布微博称,遇袭后他报警时,将肖传国列为第一嫌疑人。方玄昌得知遇袭案告破后曾说:“早就知道是肖传国。”他举例说,事发前后肖传国的行为很异常,“我遇袭前,他不停地在网上发文,事发后,他就基本不在网上了。”
肖传国在方舟子被打后曾一再声称自己被诬陷,并陆续在博客上发表《方舟子为何被一锤子砸出三处伤》等三篇文章对方舟子受伤的伤痕表示质疑,“堪称力学奇迹、医学奇迹、法学奇迹。”斥责方舟子“十年行骗”、抄袭等多宗罪名。
交恶多年纷争纠缠不清
肖传国与方舟子的“恩怨”已有多年。早在2006年8月,肖传国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方舟子“多年来试图将我打倒,真实原因是2001年来,我多次批评他打假不严谨,同时举报他抄袭文章的事实”。
2001年,当时还是美国某大学副教授的肖传国多次以“昏教授”的身份在网络上发帖,质疑方舟子打假的严谨性,同时向《科学》杂志举报方舟子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文章涉嫌抄袭美国《科学》杂志格林等人的论文。2005年,方舟子发现“昏教授”就是肖传国。
方舟子表示,2001年他确实遭到“剽窃《科学》杂志论文”的匿名控告,但随后的调查结果是他完全不存在剽窃论文的行为,他本人后来才知道这是肖干的。
方舟子遇袭后曾表示,他与肖传国的“恩怨”在2005年时已经产生,事情起因是他质疑肖传国的“肖氏反射弧”手术。由肖传国提出的“肖氏反射弧”(人工建立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成果,曾两次先后在卫生部组织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会上,分别被鉴定为“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并建议推广应用。
2005年9月,肖传国以此为主要成果申报中科院院士,此时,方舟子揭发肖传国存在“脚踏两只船”、“用会议摘要冒充论文”,“履历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所谓“国际公认的肖氏反射弧”理论,是利用国内外信息不对称的“自吹自擂”,很多患者没有治愈。
2005年,肖传国申报中科院院士失败。2008年肖再次申报仍以失败告终。此后,肖传国以侵犯名誉权为名连续5次起诉方舟子。
10万元导演锤袭案
北京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走访,最终找到两名直接目击事件全过程的目击者。
通过两人的描述,警方调取了事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8月29日下午15时14分,一名白衣男子一直尾随方舟子。警方最终锁定,白衣男子就是其中一名嫌疑人,叫许立春,另外一名嫌疑人龙光兴及雇用他们的戴建湘相继进入警方视线。
警方将6月24日方玄昌被打一案进行并案侦查。侦查员远赴湖南长沙、株洲、湖北武汉等地,于9月上旬先后将嫌疑人龙光兴、许立春和戴建湘抓获。
据戴建湘供述,指使他打人的是其远房亲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肖传国花10万元雇佣其作案。
9月21日下午5时许,肖传国因故意伤害罪在上海浦东机场被警方抓获。目前,公安机关已将4名嫌疑人拘留审查,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道德短板”令人深思
23日中午,华中科技大学发表声明称:“我校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肖传国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拘留审查,我们深感震惊。肖传国涉嫌故意伤害属个人行为,我校将密切关注,待司法机关作出认定后,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肖传国被拘的消息传出后,不少武汉地区医疗界人士和高校老师在网上发帖称,“肖传国在科研方面有成果,并且有发展空间,很遗憾他做出这种举动。”
肖传国的一位同事称,肖传国是协和医院土生土长的博士,平时为人挺好,手术做得也很好。另外一名泌尿外科医生则称,肖传国情商较差,个性偏强,在学术交流时有些偏激。
“打假斗士”方舟子被袭案告破。网友胡文江说,当方舟子被袭案水落石出的时候,人们的心头不是轻松,反而是阵阵揪心的痛。这已远非知识分子间的学术之争,而变成了学术良心的叩问与职业道德缺失之间的较量。
他认为,我国高级人才的道德缺失,反映了长期以来人才评价导向“德才兼备”原则未能坚持到底。他希望有关部门通过观念的转变、机制的革新、环境的引导以及行为的示范,有效解决高级人才的“道德短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