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
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700万辆。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
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人,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超过1900万人,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人。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经济增长快,但居住舒适度降低的现象,原因很复杂。这其中既有城市发展战略、产业布局的问题,也有基础设施不均衡与过分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不断涌向大城市。
在汪玉凯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