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l0月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他们两人的婚姻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所谓的“天足缘”。说起这段佳话，还得从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遗留给儿子的提亲条件，以及何香凝坚决反对裹足说起。原来，廖竹宾早年进入香港汇丰银行工作。1875年，旧金山汇丰银行分行正式开设，他担任该分行副经理的职务。由于旅居海外，饱尝欺凌、歧视和剥削压迫，所以他非常热爱祖国。他虽远离祖国，仍然教育子女不要忘了祖国，他强烈的爱国爱乡的感情和言行给廖仲恺以启蒙和熏陶，使他自小就萌发了爱国思想。廖竹宾是客家人的后代，一直未忘祖辈的习惯和乡规；根据客家人的规矩，加之亲历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他深知小脚女人在国外被人看不起。因此，他在1893年病故前留下遗嘱，希望儿子能回祖国成亲，而且必须讨个大脚女子做媳妇。廖仲恺含泪答应了父亲的临终要求。

　　可是，在19世纪末，中国依然保留着女子缠足的传统陋习，要想找一个与廖家门当户对的“大脚小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比廖仲恺小一岁多，又有一双大脚的何香凝，正好符合廖仲恺的择偶条件；通过媒人的说合，他们顺利地结成了夫妻。

　　何香凝的那双“天足”是靠自己顽强斗争才保住的。她出身于香港一个大地产商家庭，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她酷爱读书学习，从小就是“不缠足主义者”，她对那些以一双天足勇敢征战的太平军女战士非常敬佩，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决不缠足；家里人白天为她缠足，她晚上就用剪刀剪掉缠足布，剪刀被搜走后，她又设法买来一把新剪刀藏在祭祀祖先的祭坛香炉下；等大家都睡觉以后，她再将缠足布剪掉，屡次如此，始终不屈服。最后父母也只好网开一面，由她去了。

　　廖仲恺、何香凝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的产物，但他们却是旧式婚姻中的幸运者。他们婚后夫妻互敬互爱，情投意合，生活幸福、美满。他们居住在屋顶晒台上的一间斗室内，然而“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在斗室既可以读书，又便于赏月，每当皓月当空，清风明月，他们不禁产生“人月双清”之感，因此，这间小屋被命名为“双清楼”。后来，廖仲恺将其诗集取名为《双清词草》，何香凝自称“双清楼主”并将其诗画集命名为《双清诗画集》。19世纪末，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廖仲恺竭力向国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把目光转向日本。为了实现廖仲恺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何香凝不顾亲友反对，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凑了3000多元，作为出国的旅费和留学费用。

　　在日本，他们夫妇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工作，作出了不少贡献；他们的斗争生活，充满了感人的事迹。1904年至1909年间，廖仲恺曾多次受孙中山指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为了革命需要，他总是欣然从命，毫不迟疑。他们在东京的寓所是孙中山经常与革命党人集会和工作的场所兼通讯联络站。何香凝亲自担任联络和后勤工作，她为革命而“甘心忍受、乐之不倦”，孙中山亲切地称她为“奥巴桑”（日语“老太婆”音译）。1905年同盟会成立，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接着，她又和黎仲实介绍廖仲恺加入同盟会。1909年初，当廖仲恺又一次奉命潜赴天津从事革命活动时，何香凝题诗相送：“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武昌起义以后，广东成立了军政府，廖仲恺任军政府财政司司长。这位专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广东为活动舞台，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活动。而何香凝则成为廖仲恺的贤内助，操持家务，教育子女，支持丈夫，将全部心血倾注到建设新生共和政权工作中。廖仲恺也为争取广东财政状况稳定与好转，为巩固和建设广东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二次革命”失败后，胡汉民和廖仲恺弃家逃亡日本，同孙中山在日本会合。廖仲恺夫妇积极参加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和斗争。1914年5月，他们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廖仲恺被选任为财政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权，挑起了中华革命党的理财重担，为筹款讨袁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8年6月，护法运动失败后，廖仲恺夫妇随孙中山回到上海。他们并没有丧失革命斗志，而是积极协助孙中山进行宣传工作，以“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的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之后，本部设立了党务、总务、财政三部，廖仲恺被指定担任财政部长。他和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多次在福建部署讨桂军事行动，敦促陈炯明部兴师返粤讨桂，并为之筹募军饷。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召开，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职），挑起了为中华民国政府筹措军政经费、整顿广东金融的重担。他积极为粤军出师筹措军饷，从而保证了北伐顺利出师，被人赞誉为孙中山的“钱荷包”。

　　1922年夏天，廖仲恺在遭陈炯明囚禁并遭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写出了《留诀内子》七言诗两首与何香凝诀别，一云：“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二云：“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何香凝得知廖仲恺遭囚禁的消息后，抱病冒着暴雨，亲历险境，当面质问、痛斥陈炯明，迫使陈炯明释放了廖仲恺。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先后任党、政、军等十余个部门的要职，何香凝则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并兼管广东省妇女运动。他俩忠实地执行三大革命政策，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在广东省蓬勃开展。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实践中，廖仲恺、何香凝对中国民主革命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形成比较正确的观点，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和捍卫三大政策，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革命措施，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极端仇视。他们视廖仲恺为眼中钉，决定杀害廖仲恺。面对死亡的威胁，廖仲恺毫无畏惧，他对何香凝说：“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总之，生死由他去，对革命我是不能松懈一步的。”何香凝深为丈夫的安危担忧，但她并没有阻止廖仲恺进行革命工作，只是要求与丈夫合拍一张照片。廖仲恺说：“为国民党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

　　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遭敌人暗杀，成为“努力奉行孙总理遗教而流血”的第一人，终年48岁。

　　廖仲恺被刺逝世后，周恩来参加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并发表痛悼廖先生的文章。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安葬在广州沙河朱执信墓的左侧，为他送葬的有广州党、政、军官员及各界群众十几万人。1935年9月1日，廖仲恺的灵柩由广州运到南京安葬，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中山陵西侧。

　　廖仲恺的逝世使何香凝悲痛万分，但她未被悲痛压倒，亲人的鲜血更加激励了她的革命意志。“哀思催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立志要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她坚定地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自此，她更加坚定地为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而勤奋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怒斥蒋介石背弃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反革命行径，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她回广州专心打理仲恺农工学校的事务，并于1928年赴菲律宾及南洋群岛，卖画为该校筹集经费，又先后旅居伦敦、巴黎，过着读书、作画的清苦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回到祖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曾寄诗给黄埔学生出身的将领，鼓励他们：“追怀祖逖，莫辜负你雄心，速向倭奴痛击!”她给第五军救援十九路军的张治中寄去一信，附诗一首，并送去女褂子一件，要张治中转达黄埔学生的将领奋起抗战。其诗云：“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河山，方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为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她坚决拒绝去重庆。1942年，蒋介石派人到桂林，给她送来100万元支票及请她去重庆的信，她在信上写了“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的批语，原封交来人退回。

　　抗战胜利后，何香凝对蒋介石坚持反共、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深表愤慨。1948年1月，她和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朱学范等，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革命派的崭新面貌团结进步力量，开展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何香凝积极参加社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何香凝生前早就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和廖仲恺“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遵照何香凝的生前遗愿，1972年9月6日下午，何香凝的灵柩被运到南京，当地政府在紫金山下的廖仲恺先生墓地举行了合葬仪式。实现了她与廖仲恺“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愿望。  （周兴梁）

　　廖仲恺、何香凝这对革命伴侣，在人生的旅途上共同生活了28个春秋，他们是夫妻，是同志，是战友。他们的爱情生活虽不浪漫，但他们的爱情却因志趣相投、情深意笃、患难与共而成为新型夫妇关系和新型家庭的楷模，广为世人称道、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