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移民在我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谴责和同情之声始终此起彼伏。说到原因，许多人把矛头指向现行的高考户籍制度，这一制度该不该取消也成为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今年伊始，天津“购房入户”新政再次诱发舆论对高考移民问题频繁发声（见本报系列报道《高考迁徙鸟》），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呼声也更加高涨。但有人认为，取消户籍限制无异于放任高考移民，必将造成更大的不公，因为户籍限制并非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根源，而是长期“合理存在”的差异化高招制度，因此需要从宏观层面改革高招制度，至少应该调整目前各地不均衡的招生名额。

　　纵观高考移民现象的来龙去脉，户籍藩篱固然应该被取消，这一点，上海近期旨在打破户籍坚冰的做法，意义显然要比天津“购房入户”更加深远。户籍限制客观上削弱了处在教育资源末端考生的权利，使这些“高考洼地”的考生从一开始便处于劣势。而高考移民不仅代价沉重，事实上更加剧了高考体制的不公平。在招生规模总体不变的情况下，“低分城市”多一个移民考生，当地考生就多一个竞争对手，对移民考生而言，这不过是把自身的不公转嫁他人。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如果高招体制相对公平，各省市招生名额、录取分数线相对均衡，考生还有移民的必要吗？

　　我国高考制度的不均衡源于各省市文化、经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作为一种调节手段，不同省市规定不同的招生名额和录取线，有其积极意义。但北京、上海、天津等拥有优势教育资源的城市，在招生名额分配上明显存在不公，导致许多全国综合性大学“地方化”色彩越来越重，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复旦大学多年来在上海地区的招生人数远远超过我省，而我省每年考生人数是上海地区的10倍，同一批次的录取分数线也相差甚远。除此以外，一些边远及民族地区出于自身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高考录取率也远高于我省。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处在“高考洼地”的考生趋之若鹜般向“高考高地”流动，便成为必然。有专家指出，我国教育体制不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这么多人，就这么几所大学，招生制度差异化似乎难以避免。但在相对意义上，现行招生制度是否可以更加合理，招生名额分配是否能够相对均衡，显然有足够的调整空间。

　　一味整饬高考移民，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对差别化招生制度继续“合理存在”的保护与确认。治标必先治本，正如一位网友所言：高招体制一日不安民心，高考移民现象便无根绝之日。

　　■世象民生

　　“高考移民”重在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