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李克农
紧急转移,挽救革命的胜利大逃亡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身为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没有费多大力气便得知这个化名“黎明”的人,竟是中共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顾顺章!顾声称他知道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的住址,并掌握全国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名单,他愿意协助国民党将他们一网打尽。但条件是他必须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他交代说:“千万不能向南京发电报。”暗示有中共卧底。
但蔡孟坚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还是给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连续发了几封电报:“共匪政治局要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关码头被捕。”“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
这几封电报被钱壮飞(中共秘密党员、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截获,钱壮飞大吃一惊!第一反应就是必须立即告知在上海的李克农,但写信、打电话、发电报都不现实,于是他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火速去上海找李克农。
4月25日深夜,刘杞夫在一个秘密据点——一家简陋的小旅社找到了李克农,马上将顾顺章叛变的事告诉了李克农。李克农一听怔住了,他想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传递出去。可是到哪里去找陈赓呢?情急之下,他打破常规,才找到了陈赓,陈赓一听也是大吃一惊。他和李克农马不停蹄,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得破例点了一支烟,立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顾顺章所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有关人员全部撤退。
然而大规模转移并不容易。因为中央机关有好几百人,分散在上海几十个住所。这些地方顾顺章几乎都知道。
整整两天,李克农心急如焚,四处奔走,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撤退的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寻觅和通知需要立即转移的人员。
4月27日凌晨,他想起已暴露身份的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还不知情。于是,李克农匆匆赶到张振华的住处,当时弄堂里很安静,如果敲门无疑会惊动很多人。据李克农之子李力回忆,他父亲当时采取了一个非常机智但没有办法的办法:“张振华很讨厌人家随地大小便,李克农急中生智,就跑到她家窗户下面小便,张听到响声后打开窗子一看是李克农,赶快就开了门。李克农告诉她赶快转移。”李克农又赶到中央领导的住所,一手拉着王明,一手拉着博古,尽自己的职责为他们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这是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的两位重要领导。
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顾顺章将他知道的中共秘密全盘托出。陈立夫、徐恩曾当即带着顾顺章及大批军警特务连夜赶往上海。4月28日早上,一场大搜捕开始了。但结果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一个个居住点已是人去楼空。
撤离上海的中央机关及领导人安全转赴江西瑞金。这批人是: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王明、博古、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
“文革”中,在康生指使下,红卫兵小将向周恩来发难,要追查已去世的李克农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怒目正色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恐怕你们今天难见到我了!”毛泽东闻知,向康生当面赞扬李克农,并指示“李克农打入国民党那里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当时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
截获密电,假戏真做的重庆谈判
1938年冬,武汉、广州失守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的李克农兼任驻桂林办事处处长。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后,桂林办事处成为国民党攻击的主要目标。1941年1月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让他向李克农通报了时局的严重性,并且指示李克农在紧急疏散聚集香港的民主文化人士后,迅速撤回到重庆。
然而从桂林到重庆,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严密的封锁线和关卡,要想成功突破并不容易。l月24日,李克农带着车辆和人员撤出桂林。在关卡,有个上校特务检查所长,看到李克农戴有“十八”的臂徽,误认为是陈诚的“十八军”。这样,李克农就由十八集团军秘书长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十八军司令部秘书长”。他大智大勇,躲过国民党特务和军队的堵截,一个多月后经贵阳胜利到达重庆。
1941年3月底,李克农返回延安,向毛泽东、朱德汇报工作后,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请李克农一家人吃饭。席间,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20岁的李冰睁大眼睛回答:“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毛泽东哈哈大笑:“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点将,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是康生),并兼任中央情报部副部长,直接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
1945年8月14日,毛泽东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蒋介石邀请他商讨国家大事的电报。毛泽东手持电报思索着,“老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找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蒋介石在给毛泽东发电报的同时,还给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发了一份密电,让他们密切注视毛泽东的答复意见,于是这两个人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的动向。李克农很快把注意力放在这两个联络参谋的身上。他相信,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定会密令这两个人加紧活动,收集延安方面的情报,因此从他们的来往密电中便可以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目的。
然而,周励武、罗伯伦使用的密码是独有的,边区保安处曾经尝试过破译密码,始终没有成功。李克农获悉他们的密码本锁在招待所房间的箱子里,便布置服务员暗中配了一把钥匙,将密码本偷出来抄下。于是,李克农果断下命令:严密监视周励武、罗伯伦,特侦部门日夜监听,截获这部电台与重庆的联络电报内容。
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第二天一早各家报纸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电报。李克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知毛泽东他们已获取了密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延安之间国民党特务的电讯联络。毛泽东回复蒋介石说:“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随后,毛泽东接见了周励武、罗伯伦,告诉他们自己先不准备去重庆,等蒋介石复电后再考虑。李克农很快侦听到周、罗发给重庆的电文,他们汇报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并发电报说:“毛绝不会去重庆。延安根本没有任何毛去重庆谈判的迹象”。蒋介石接电报后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绝不敢来重庆。”由此重庆与延安之间,围绕毛泽东来不来重庆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
李克农坐镇社会部,调集精兵强将,指挥情报系统,严密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当周励武将延安的所谓“情报”发给重庆,送到蒋介石的手中时,照例会有同样一份“情报”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从繁多的特务密电中,经过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所以频频“电邀”。老蒋这是在演戏!其实他绝不希望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而是估计毛不敢去重庆才故作姿态;他造足舆论后,倘若毛不去,则可以把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头上。
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分析后,毛泽东频频点头,心里有了底;李克农建议他再次约见周励武、罗伯伦,让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把戏唱下去,然后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毛泽东依照李克农的意见又会见了周、罗二人,对他们说:“蒋委员长电报已收到,本日已复蒋委员长。因自己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庆晤蒋,待恰当时机再赴渝。”数小时后,蒋介石收到了周、罗密报:“毛泽东断不会来重庆。”于是蒋介石又在8月23日“强硬”地发出第三封邀请毛泽东的电报。
8月23日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先派遣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毛泽东赴重庆问题,毛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
李克农又反复核对了收集到的情报并再次进行了分析,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现在这场情报战是该收网的时候了。他下令封锁来自延安的一切消息,同时严密监听重庆方面与延安特务间的电讯联系。
由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前期准备是在高度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周励武、罗伯伦浑然不觉。蒋介石使出了最后一招:委派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去延安接周恩来,同时再次当面邀请毛泽东来渝。
8月28日上午,周励武、罗伯伦又提出会见毛泽东的要求,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金城根据李克农的事先交代,笑着婉言回绝:“毛主席正与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谈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尔利、张治中去重庆。”李克农很快从侦听中获悉,周、罗又向重庆发出密电,称毛泽东无意去重庆。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封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中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已登上了赴重庆的专机,当日(8月28日)下午3时30分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
李克农看到破译出的周、罗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不由得开怀大笑。
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最后形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李克农利用敌特错觉打的一场情报战为我方争取了主动权。
出奇制胜,斗智斗勇板门店
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开展外交工作,组建了由周恩来兼任部长的外交部,并任命了一批“将军外交家”。在宣布名单时,周恩来打开花名册,依次点名:“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他又点李克农:“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的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那时,李克农的实际职务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
抗美援朝时,毛泽东钦点李克农挂帅在朝鲜开城与美国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当时,李克农正有病,他怕贻误大事,就把自己的病情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李克农挂帅,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
李克农忠心耿耿,带病出征,他隐居幕后,掌握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彭德怀电文联系。李克农和彭德怀文武搭档配合默契: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不让,一个打得坚决,毫不手软。然而李克农的病情令人担忧,他几次昏倒;当中央决定让他回国治病时,他一字一顿地说:“临阵不换将!”
有一次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美国代表提出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办法;李克农默坐沉思,大口大口地抽烟,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坐下去”,纸条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传递。代表们一个个直起腰板,稳坐不动,逼视对手。这场由美国代表主持的谈判从下午2点半开始,足足沉默对峙了132分钟。最后,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会。
李克农认为,交换战俘符合双方利益,美国人之所以推延,是因为“大国优越感”在作怪,必须打掉他们的妄想。李克农想了一个“绝招”:轮到朝鲜代表主持会议,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宣布谈判开始;双方代表刚一落座,南日便马上宣布“休会”,只用了25秒。弄得美国人耸肩晃脑,连声说:“NO、NO。”南日说:“既然你们不表态,只有休会,坐下去无意义。”美国人只得请求继续谈,很快就同意了在三八线交换战俘。美国人由此知道不远处的帐篷里有一个“巨大的隐形人物”在指挥一切,对李克农充满了敬畏。
“拖”是谈判中的技巧,“快”也是一种技巧。李克农对此两种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弄得美国人自叹不如。其实这并不全是李克农“别出心裁”,他的后盾是毛泽东。
这个时期,毛泽东给李克农的电文有几十万字之多,每份电报上都留下了李克农潇洒刚劲的笔迹。但终于有一天,他的笔尖在一份电文上凝固了:“家父病逝,望节哀。”他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泪水模糊了双眼。无论如何他是不能回国奔丧了。从此李克农再没有刮胡须,以此纪念自己的父亲。
美国人其实并不服输,因此谈谈打打,假谈真打,所以整个谈判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当谈判最后进入签字阶段时,为了防止美国采取拖延战术,李克农提出一个巧妙的办法,美国人连声叫好——这就是允许各国记者进入现场,双方司令官回避,先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字并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互换的文本。
1953年7月27日上午,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的结束,历时747天的板门店停战谈判终于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他对李克农等谈判代表们两年多的辛勤工作表示嘉奖。当夜,李克农躺在床上,两年来他紧缩的心第一次舒展开来,这一夜他睡得很沉很香。
(摘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