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站

　　浮出水面

　　王天木

　　1933年5月7日，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发生了一场震惊天下的大案。正是这场大案，让军统在沦陷区的天津站浮出了水面。

　　1933年秋，军统北平站扩大编组，由白世维任行动组长。与此同时，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由王天木兼任组长。至此，北平站与天津站都正式建立了行动单位，同时增补了武器装备。

　　天津站首任站长郑士松，其实姓王，原名仁锵，后来改名王天木。郑士松体型适中，五官端正，浑身上下找不出什么特别之处，颇符合秘密工作的身份。 

　　郑士松常常教导手下:“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因为在工作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自如。”他自己也常带领手下，深入各地，了解风土人情和社会众生相。

　　当时日本军方正企图在华北制造“伪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以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日本在华北派遣了大量特情人员，他们分属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北平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等单位。他们策反的对象是北洋旧军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从天津潜入北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与日本人勾结。军统向平津两站发布命令——秘密除掉张敬尧。

　　实际上，当时整个军统的华北地区特别行动，都由王天木负责，他是刺杀张敬尧计划的主导者。王天木在天津、北平两地奔波，最终将张敬尧击杀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而当年平津的军统情报站，人力单薄，设备简陋，在仓促领命的情况下，能不辱使命，在华北沦陷区铲除内奸，大快人心，的确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天津站刚刚庆贺完胜利，不料风波又起。最终导致了天津站站长易人，特别行动组也被解散。

　　王天木

　　与“箱尸”案

　　不久，北平又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天津站的行动组员在北平闯了大祸，闹得满城风雨，一时间成为最受瞩目的新闻。甚至还惊动了蒋介石，让戴笠亲自来北平处理此事。这就是至今还众说纷纭的“箱尸”案。

　　1934年春，据说在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王天木与天津行动组队员胡大虎等人去北平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在青楼，他们与人发生冲突，胡大虎本是黑道出身，结果把对方给打死了。尸首放到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运走。他们本以为这事能无声无息地摆平，可是没想到“箱尸案”竟然轰动了整个北平城，大报小报纷纷刊登，最后传到了蒋介石耳朵中。

　　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处无期徒刑，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服刑。天津站站长，改派王子襄继任。天津站全面进行改组，所有人事进行大调整。王天木实际上服刑两年，到了抗战时，军统急于用人，于是就释放了王天木。

　　早年曾有过一本纪实小说《箱尸案》，就是影射的这件案子。不过据史实研究，当年北平侦缉队的侦破结果证明这是一场假案。这场北平的刑事案，真的是王天木与天津站行动组队员犯下的吗？特情人员行事一贯缜密，可为什么这事能如此快地传到了新闻媒体那里？在事实调查不充分的情况下，蒋介石又为什么这样严厉地处分军统天津站的情报人员？这些疑问，如今都已经湮没在真假莫辨的历史风云中了。

　　天津站

　　第二任站长

　　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大。他在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领有行医执照，是一位正式的西医。王子襄生于1904年，身材高大，眉清目秀，挺拔俊逸。他的家境很富裕，个人行医的收入亦颇可观。戴笠为什么会让王子襄出任天津站站长，可能是因为他忠诚可靠，又具有相当的学识能力和职业地位。

　　1934年，军统又接连下了好几道制裁令，其中包括石友三、吉鸿昌、张璧等。石友三一向反复无常，当时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张璧则是天津势力最大的汉奸。

　　此时的天津站青黄不接，原有的行动组员已经全部调离，而新的行动单位尚在建立之中。特别行动组主要由北平站负责，而侦察任务，按组织体系则由天津站负责。因为天津站新站长王子襄本人刚刚着手工作，具体情况由天津情报组组长吕一民与北平站站长协调，听其调配。当时的北平站站长是陈恭澍，此人也很有争议，他与王天木、沈醉等一道，被称为戴笠手下的“四大凶”。陈恭澍后来去了台湾，还写了本厚厚的回忆录《英雄无名》。

　　王子襄的

　　神秘死亡

　　1934年夏天，军统平津情报站在组织系统上和作业程序上，都有了改变。原先主持华北地区工作的特派员郑介民，奉命调回南京。特派员一职，暂由邢山代理，不久又由张行深接任。北平站和天津站的对上关系，也由单线传达改为双线来往。平津两站的工作，不一定非经特派员进行传达，因此两站的独立性与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然而，就在天津站组织重建成功，即将开始新工作的时候，第二任站长王子襄却离奇死亡了。

　　王子襄是西医出身，有一种职业医生的认真劲儿。他的家也就是他的诊所，客厅平时招待客人，有病人前来就医，就成了诊室。客厅有几个大玻璃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药瓶。王子襄有个爱好叫“试药”，他常常一个人拿自己做试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有人劝说他这很冒险，可是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特务暗杀的方式之一。因此，有军统特工开玩笑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结果王子襄很认真地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王子襄性格中的淳朴率真，可见一斑，可是这样的纯真性格，并不符合情报站长的身份。

　　一天傍晚，天津站人员吴萍发现王子襄独自倒毙于家中。床头的小凳子上，还摆着几个小瓶子，旁边还有一个玻璃针筒。当他们把王子襄送医院急救时，已宣告不治。事后证实，那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王子襄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的差错？还是遭人陷害？这又是一桩湮灭在历史中的悬案。

　　1934年是天津站的灾年。先是老站长王天木入狱，半年不到，新站长王子襄又意外身亡。结果，天津站站长一职，空缺了好久，军统也没有派出适当的人前来接任。平津的特情工作，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

　　天津站的日常工作由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和军情组组长郑恩普共同负责。而吕一民的侄子吕问友则是天津站直属通信员，驻在塘沽。另一位联络员是杨玉珊，是天津站所属情报组的联络员，后来她嫁给了郑恩普，成就了一桩特工姻缘。

　　此时的陈恭澍往来于平津，负责整个华北区的特工事务。实际上，陈恭澍身兼着北平站与天津站站长的双重角色。正当陈恭澍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又出了意外，他在老虎桥陆军监狱被关了半年。到1936年，陈恭澍才出狱复职，担任天津站站长。

　　1939年初，抗战正是艰难时期，军统紧急电令陈恭澍赴港。天津站的站务，交由天津站书记曾澈暂为代理。后因人事调动频繁，工作也日趋繁重，曾澈升格为天津区区长，直接领导沦陷区的“抗日杀奸团”。1939年9月27日，曾澈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酷刑长达300多天，终于1930年9月9日在北平慷慨就义，时年仅仅27岁。

　　某些网络文章称“匪军统特务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王文是天津区行动组组长兼滦榆总部直属大队大队长，在平津、冀东等处开展敌后特工行动，日本人和敌伪宪警都恨之入骨，一心想把他缉拿。1939年9月间，王文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份暴露失事被日本人逮捕。他受尽种种酷刑，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不成人形。最终从容就义于北平，时年刚满30岁。

　　抗战胜利后的

　　军统天津站

　　抗日战争时期是军统局的全盛时代，天津站是保密局系统中一个比较大的单位。抗日战争后，天津站在天津的主要活动是会同中统天津区、宪兵第20团、天津市警察局、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青团天津支团等军警宪特机关镇压天津市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并且指挥全市范围内的大逮捕、大搜查。1948年秋，保密局又把派驻天津的各公开机关的特务分子分别编成若干情报组，归天津站统一领导。

　　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保密局驻天津人员纷纷自寻门路逃命，当时的天津站站长吴景中趁机借故南逃。后在南京被毛人凤关押，次年去台湾，1950年经蒋经国保释出狱。吴景中离职后，孤城天津已岌岌可危，保密局急派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李俊才接任天津站站长，负责布置特务潜伏。李俊才挑选了一些未曾暴露过身份且有一定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的特务分子，分成4个情报组潜伏下来。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被我军俘虏，1966年4月16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

　　《新世纪周刊》

　　出现在《潜伏》里的军统天津站刀光剑影，各种人物粉墨登场，历史上的天津站果真如此吗？

　　《潜伏》宣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