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立德”和“立言”于曾国藩而言，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达到的，而“立功”一项，只有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世、治军于一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太平天国起义“成全”了曾国藩。

　　一

　　二

　　历史往往有许多机缘巧合。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并获准考试结束后可回乡探亲。当他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曾国藩立即换服奔丧，由九江改道西上。

　　就在曾国藩回籍守制短短几个月之内，太平军势力迅速扩大，各地清军或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太平军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接到一份清廷让其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他本是一介书生，要马上带领一群以农为业的普通乡民，与连清廷正规军都难以对付的太平军拼搏，只要稍微想想，就会心惊胆战。于是，曾国藩写了一份奏疏准备请辞谕旨。

　　没想到奏疏正待发出之时，好友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从省城长沙匆匆赶赴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曾国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焘的一番话也对他触动很大，但奏疏已拟，碍于面子，一时难以改变主意。郭嵩焘见他犹豫不决，又搬动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出面劝说。如此一来，曾国藩心头的所有疑虑涣然冰释——既可保全桑梓，又属遵循父命，可谓忠孝两全。

　　曾国藩在京任官13年，不仅“饱更世故”，且视野比一般人更为开阔，谋略也高于当时的普通政客。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后，他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不离家园、不离生产、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装改编为离开故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的职业兵，才有可能与太平军一决雌雄。在巡抚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将湖南各地的团练齐聚长沙，改为官勇，统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军”的第一步设想。

　　第二步，便是“练勇为兵”，将仓促召集在一起的农民，练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军队。在纪律方面，曾国藩下决心改变过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强调义理教育，严肃军纪，并亲自创作了一首白话诗体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二

　　作为一名从未经历战争的书生，曾国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做好不计成败得失、不顾安危祸福、抛却身家性命的准备。

　　在征剿太平天国的历次战阵中，曾国藩两次自杀，多次留下遗嘱，随时做好自杀效命的思想准备，真可谓提着脑袋“干革命”。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同僚及部下都劝他放手大干，尽快进军东南，而他则坚持将进攻重点放在安庆。他认为只有拔掉安庆这颗“钉子”，才能反客为主，掌握两军对垒的战争主动权，最终达到围攻天京（即南京），彻底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曾国藩紧紧围住安庆不放。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先是直接救援，结果被湘军击退，而后又施行“围魏救赵”的军事行动，陈玉成与李秀成同时进军湖北。即使在武昌危如累卵的情形下，曾国藩也不为所动，不肯撤安庆之围增援。面对曾国藩如此坚韧而强劲的“定力”，尽管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将士苦苦坚守，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也多次设法营救，但历经两年之久的安庆战役终以太平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安庆陷落，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道坚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长江门户洞开，曾国藩完全掌握了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主动权，湘军挥师东下、围困天京、剿灭太平天国不过是迟早的事情罢了。

　　三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逝，年仅6岁的载淳继承皇位。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大臣”集团。两宫垂帘听政后，慈禧一改咸丰帝慎用汉族将领的成规，上台仅12天，就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四省所有巡抚、提督、总兵及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

　　位居人臣之极，曾国藩惊喜之余，更多的是疑虑与担忧。“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没有半点自傲自大，反比过去更加勤勉谨慎，唯恐无意间招致祸患。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就有不少权臣向慈禧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天京陷落，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到达峰巅。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一连串新的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上曾国藩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曾国藩了。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摆在曾国藩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是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是保存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一天晚上，曾国藩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30多名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要求曾国藩表态，打到北京夺下“鸟位”，他良久不语，后命人取来笔墨，写下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众人呈出咋舌、叹息、摇头、颔首等各种表情之时，曾国藩早已掷笔而去。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捻军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一支中国北方农民起义队伍）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四

　　越过峰巅，曾国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处理天津教案，将曾国藩推到无法化解的矛盾与纠纷的“风口浪尖”，落了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于一个年仅19岁、以迷药诱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他被人扭送官府后当堂供称，是教民王三将他迷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然后由教堂提供迷药，命他诱拐孩童，并称拐一人即付洋钱五元。消息传出，天津士绅、民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近万人不约而同齐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并将仇恨情绪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一个由罪犯提供且未经核实的谣传，竟使天津士民深信不疑，其深层根源还在于民间长期以来对教堂一些捕风捉影的胡乱推测与以讹传讹。

　　负责调查处理此案的法国大使丰大业倚仗西方的强大武力，根本不体察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他盛气凌人地视围观群众为无物，横蛮暴戾地向清廷官员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高升，从而酿成了一起血案。百姓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失控的民众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十几座英美教堂，并杀死了沿途遇见的所有外国人。

　　天津教案引发的冲突持续了四五个小时，事涉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他们一面联合向清廷抗议，一面在天津海面聚集军舰示威。

　　在这种困窘万分、危急四伏的情势之下，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他接到手中的，无疑是一只滚烫的山芋。

　　曾国藩受命临行前，又一次写好遗嘱。到达天津后，明知凶多吉少、事不可为，但仍周旋于各方，尽可能地凭一己之力，妥善解决争端。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与案情审讯，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指出并无教堂拐骗人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之事，并详细分析了之所以产生种种谣传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曾国藩顶住法国公使要求处决府县抵命、清廷严厉催逼、凶手藏匿难缉等多重压力，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府县张光藻、刘杰革职发配；判处20名凶犯死刑，29名充军流放；赔偿（包括抚恤）白银497000余两；派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其“实心和好”。

　　判决方案一经公布，各方顿时一片哗然。法国政府因其提出的条件打了折扣，导致国内不满，以至于想调兵前来重理教案，后因普法战争爆发，法军分身无术，才勉强接受了判决；老百姓则大骂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士大夫们对曾国藩攻击不已，特别是那些“清议派”，更是不依不饶，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还有人写出一副对联讥讽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那些诋毁他的天津士民以及贬斥他最甚的湖南同乡，全属不知外情内形，跟着瞎起哄而已。

　　五

　　其实，曾国藩要做一个民族英雄并不难，他本是一个血性之人，也可以将洋人抗议置若罔闻，不问青红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发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号召国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如果曾国藩这样做了，肯定会成为舆论与大清国的民族英雄。他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利益与好处，可他不愿“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是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与担当，化解了一场危机与战争。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大清帝国，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平息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国力之孱弱已到了极点，一旦与洋人开战，并且是面对七个西方强国，其结果会怎样？必定是“全局瓦裂”，分解成为西方列强希望看到的一块块殖民地。

　　曾国藩对国内外形势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主要得益于由他一手促成的洋务运动。

　　早期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有一项可谓高瞻远瞩的规划，那就是选送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真正的西学人才。自古以来，只有日本、朝鲜等国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从未有过堂堂天朝大国派遣人员远赴外夷学习之先例。可以想见的是，此项“中华创始之举”会受到多大的非议与阻力。曾国藩虽未见到这项计划的最后施行，尽管留美教育过早夭折，但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功不可没，成为日后大规模留学运动的先声与基础。另外，他选派的120名留美幼童，涌现出了铁路专家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民国总理唐绍仪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各种专业人才。

　　六

　　曾国藩之所以毁誉有加，与其行事难脱干系。在湖南长沙帮办团练时，他坚决镇压各地会党组织，对那些抓来的所谓会党（实则农民），动不动便“就地正法”，显得相当残忍。湘军攻陷安庆后大量杀俘、占领南京后烧杀掠抢等残暴行为，曾国藩也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由他倡导实行的军队私有，最终演变成北洋军阀的地方割据势力，相互间长期混战不已，弄得国力衰竭、民不聊生。追根溯源，曾国藩显然难逃其咎。

　　曾国藩常以林则徐为榜样，提倡节俭，要做一名清官。他穿的是又短又小的马甲；睡的是布被草席；不食烟酒，每顿饭通常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因他每食仅菜一品，时人谐称为“一品宰相”；随身之物只有两口小木箱，没有一件珍玩贵物；哪怕位居两江总督之时，家眷仍维持乡居生活状况，每天晚上，全家长幼女眷全在油灯下纺纱绩麻。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午饭后至署内西花园散步，突感脚麻，一个踉跄，身子向一旁歪斜。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儿，曾国藩全身就开始抽搐不已。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上面，然后抬入大厅。在一片惊呼声中，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仅三刻后就与世长辞，走完了他61岁的人生旅程。

　　曾国藩虽然使得清廷军事大权下移，抽空了满清政权根基，但就当时情形而言，清朝的确仰赖曾国藩而得以苟延残喘。因此，清廷获悉曾国藩死讯，举朝震惊，辍朝三天以示哀悼。又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乡、江苏南京建立专祠，予以少有的殊荣。

　　（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