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场指挥者，周万贵的手指向哪里，哪里的被埋者活下来的机会就大些。然而，这是一项痛苦的权力。

　　周万贵只能选择先救多的，再救少的；先救近的，再救远的；先救容易救的，再救难救的。四处的呼救和哭声此起彼伏，亲属们绝望地用铁锨撬，用手挖，很多人十指鲜血淋漓。周万贵内心充满了悲伤和无奈。

　　哀求他的人群里有他的三个外甥，他们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被埋，循声已找到具体位置。那是他亲眼看着长大的两个孩子，十多岁，都很爱笑，每次见到他就甜甜地叫“舅爷”，小时候还爬到他腿上来淘气。

　　他听着外甥的哭喊，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决定。“如果我是个普通人，先救亲戚谁也没话说。可我是个干部，代表着党委、政府，要是先救外孙，老百姓会怎么想？”

　　１３日凌晨，他的外甥们自己找人把男孩挖出来了，还活着，但失去了一条腿。第二天，又把女孩挖出来，已经死了。外甥们并非不理解周万贵的难处，但心里疙瘩总是难解开。周万贵难过又愧疚。

　　至今，周万贵依然认为自己当时的决策没有错，可是他不时问自己：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能不能再多救一个、再救一个？

　　我们看到，说这些时，他眼角闪着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