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

　　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已挤满了人，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哭　声一片，披着白麻，烧着纸钱，为皇帝“送别”。

　　消息从大宋传到辽国，彪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你说什么？他老人家怎么就过世了？”说着眼泪就掉下来。

　　从贫民到敌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这个份上，大有“偶像巨星”之势。直到700年后，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爹不疼娘不爱

　　宋仁宗出生时，那一声啼哭，让伸长了脖子的文武百官松了一口气——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于是他取名“受益”，5岁封庆国公，9岁为太子，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登基为帝。

　　比起后世的九子夺嫡，他的好命足以让历代皇子们嫉妒。

　　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却过得异常艰难——他的糊涂老爹、那个签下了丢人的“澶渊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时刻担心大臣们会利用太子架空自己，越看儿子，越有“被害幻想症”，干脆，先下手为强吧。

　　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陛下还有几个儿子，能让你想杀就杀？”这才让真宗正视了一个后果：杀了太子，就绝嗣了。

　　太子一条小命虽然保住了，可父亲的猜疑并没缓解。弥留之际，真宗满脑子都在想，这儿子不可信，只有把权力交给皇后。

　　经过父亲的“严防死守”，13岁的少年赵祯即位之后，也没过什么舒心的日子，最大的考验来自他的“母后”——章献太后。

　　看过《狸猫换太子》这出戏的人都知道，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妃，而章献太后正是戏中的坏人刘皇后。实际上，章献太后非但不是“奸妃”，反而聪慧敏捷，颇有政治头脑，她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后，垂帘听政11年。

　　权力的滋味一旦尝到就不想放弃，何况前朝就有一个武则天。章献太后把皇袍披到身上问大臣：“你们说，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呀？”

　　这个小动作让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太后和臣子们开始了权力拉锯。好笑的是，双方打出的旗号都是“保护天子”。年少的赵祯成了两派斗争的挡箭牌，也成了他们互掷的矛。皇位之上如履薄冰。

　　如果赵祯只是个昏庸的草包，那倒罢了，但他偏偏在孩童时，就能一眼洞穿父亲的宠臣王若钦“实是奸邪”。这样敏锐的孩子成了“夹心饼干”，会有怎样的内心煎熬？唯一能让后世浮想联翩的是，在这11年里，他酷爱书法，一手“飞白体”写得极为神妙。或许，练字就是练心。

　　也因此，赵祯成了一个异数——从吕后到慈禧，中国不乏母后掌权，在她们身边长大的小皇帝，要么敏感怯懦，要么偏激残暴。但赵祯却有了对弱者的同情、对世事的宽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势——高潮短暂，余音很长。

　　短命的范仲淹新政

　　公元1033年，宋仁宗亲政。

　　他太清楚接手的这个烂摊子了：老爹当年爱面子，为了弥补“澶渊之盟”受伤的自尊心，竟然一口气把“五岳”都封禅了。想当年，唐太宗想封禅一座华山，都因为太贵而作罢。可想而知，宋朝的国库消耗到了何等地步。

　　宋仁宗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经济。对外平息战争，对内作风俭朴，从而扭转了经济颓势，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至此，他才腾出手来，寻觅合适的改革经纪人。

　　几经斟酌，呼声很高的范仲淹进入视野。1048年，宋仁宗宣布全新的“内阁名单”：调范仲淹回京，任参知政事（即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一道主持朝政。

　　此时，范仲淹从政已28年，改革在他脑子里酝酿已久，十大政策一挥而就——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当场拍板：准奏，全国执行。

　　但是，仅仅1年零4个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车。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吗？不是。历朝历代，改革者如商鞅车裂、张居正掘坟，比比皆是，可范仲淹毫发无损，“圣眷”不可谓不深。是政敌暗算他吗？也不尽然。学几笔范仲淹亲信的字体、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这样拙劣的政治伎俩，宋仁宗不会看不出。

　　问题只在于，操之过急。

　　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笔一勾，可害苦了一家人呀。”

　　范仲淹严肃地说：“不害一家人，就害了百姓了。”

　　富弼哑然了。不错，官员要严格选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单，又凭什么认定是庸官呢？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群臣惶惶，范公孤立，新政还怎么执行？

　　文人最好的时代

　　范仲淹离去了，岳阳楼留下他的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宋仁宗不会离去，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文彦博，一个有些保守的大贵族，接替了范仲淹的宰相职位。

　　这一次，宋仁宗选对了改革经纪人。此后十多年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范仲淹的十大政策，一条一条得以实施。

　　1050年前后，文彦博觉得宋仁宗在四川试点多年的纸币“交子”，向全国推广的时机成熟了。陕西长安的官员“立功”心切，说干脆废止铁钱，只用纸币吧。此言一出，老百姓连忙抛售铁钱、抢购货物，长安经济陷于混乱。紧急关头，文彦博并没有强力推行“交子”，而是拿出自己家里的丝绸来到长安：“来来来，今日我卖丝绸，只收铁钱。”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从那以后，朝廷再推广“交子”就没有阻力了，因为百姓对主政者有了信任。

　　或许，宋仁宗这种含蓄渐进的方式，错过了大变革的可能时机，治不好国家的病根；又或许，这种方式的成功过分依赖他个人的宽仁和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难以效仿。但无论如何，新党旧党的争议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跃在仁宗时期，以至于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很多年以后，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不许再去边界惹事，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辽国人或许不会懂得，他们敬畏的这个宋朝皇帝，为什么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的繁华。

　　（据《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