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严阵以待、动静极大的高考，和古代的科举考试当然不是一回事。不过，要是抛开本质看现象，或许也会有一点“古已有之”的感慨。

　　◇李开周 付俊良 吴静男

　　◎科考录取有歧视

　　众所周知，我们的高考录取政策是存在地域差别的,这种不公平现象古已有之。

　　在唐朝，秀才考举人，各府各县的考题都差不多，考试时间也一样，录取率却有天壤之别——首都长安的举人录取率竟然是河东地区的10倍以上，是陇右地区的30倍以上。当年柳宗元送别一落榜考生，赠言里有这么一句：“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指的就是唐朝录取政策存在地域歧视，首都的录取指标极多，其他地区的录取指标极少。

　　在宋朝，举人考进士，长江以北地区考生少，录取指标多，长江以南地区考生多，录取指标却少。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给皇帝写报告，说“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录取率仅有1%，而“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录取率高达10%。可见当时南方考生考中进士的难度是北方考生的10倍。

　　到了元朝，科举考试中不仅有地域歧视，还有民族歧视。元朝是蒙古人当家，当时蒙古人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其分数线必定远低于汉人考生。这且不说，连考题也有难易之别，蒙古人的考题简单，而且只考两场，汉人的考题极难，还要连考三场。这种考试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拉开民族差距。

　　明朝的录取政策取消了民族歧视，但是试卷不统一，南方考生的试题难，北方考生的试题易，边远地区考生的试题更容易。明人笔记《疏虞杂事》中有一个小故事，说在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陕西某地一考生本是文盲，竟也考中了秀才，而且他一没行贿，二没找枪手。原来他们那儿的试卷太容易了，谁能写出一个字，谁就能当秀才。这位考生一个字都不会写，他拾起粪叉在地上拖了一下，监考官大喜：“嘿，这不就是个‘三’字嘛，恭喜你中了秀才！”

　　此故事太过荒诞，当属明人恶搞，而其恶搞的目的，则是为了讽刺当时陕西考生的试卷过于简单。

　　◎明朝的科场火灾

　　明英宗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二月，朝廷正在进行会试的考场失火了，90多名举人被烧死。皇帝下旨，八月重试。

　　人命关天，更何况近百条人命，还都是国家的栋梁。他们从各省的乡试中脱颖而出，满怀希望进京赶考，没想到却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应该说，这是一件大事。但是《明史·英宗本纪》竟然不载。《明史·选举二》中有记载，但火灾的原因，以及朝廷有没有处理相关责任人，则语焉不详。《明英宗实录》涉及到一点，皇帝对相关人员问了责，但最终也没有治罪。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记载了发生火灾时主试官都越墙逃跑了。

　　这就有问题了，科场失火，考官们不去组织救火自己却溜之大吉，典型的渎职啊！那些人的龌龊行为后世的王世贞都知道，当时明英宗不知道吗？虽然他不是明主，但也非昏庸得无可救药。从处理的结果看，他好像不知道。不知道，那就是下面的人没有如实汇报。

　　科场失火，考官们翻墙跑了，而考生为什么不跑呢？不是不跑，而是跑不了，他们待的号舍都被御史焦显锁起来了。

　　这一点焦显是按照规定做的。把考生住的号舍锁起来，主要是为了防止考试期间内外传递消息，又叫“锁阁”。号舍里面有两块木板，一块当书桌，另一块当板凳，到了晚上将两块板子合并起来可以在上面睡觉。因为要在那里过夜，有的考生晚上还要答卷，所以里面配有蜡烛，用以照明。

　　纸、木、卧具都是易燃品，遇到用火不慎，很容易失火。历史上的科场火灾多是考生夜间秉烛答卷，因困倦而引起的。

　　90多名举人丧生了，国子学正阎禹锡建议封他们为进士。皇帝先是不许，之后估计也是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批准了阎禹锡的建议，并亲自撰写祭文。

　　死者的遗骸被收集起来，葬于朝阳门外，共6大冢，皇帝命其名为“天下英才之墓”。嘉靖末年，因为增筑外城，墓被夷为平地。

　　这样处理有失公允，或者说有草菅人命之嫌，对当时的举人影响是很大的。

　　◎清朝的“高考移民”

　　当下存在的户口限制、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是由来已久，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例如，江西的“土籍”与“客籍”的对立，就一直贯穿于整个清朝。

　　所谓“土籍”，即清朝以前定居于本地区的社群；所谓“客籍”，是指清朝以后迁入本地区的移民。当时，由于战乱，里甲组织(一里十一户)遭到破坏：一里户数或全部消失，或消失大半，而里甲是承担徭役和田赋的经济组织，这样，本县的税费无法应征尽征，急需重建里甲以恢复到战前的里甲数目。

　　于是，国家出台政策，招闽粤流民入籍(由于明朝后期施行海禁，闽粤当时有大量失业流民到土旷人稀的江西开山种地，但清朝以前，这些流民并没有被编入赋役册籍)，将他们整编成新的里甲，编入正式的赋役册籍之中，但这些新成立的里甲要注明“客籍”(就好像现在的“蓝印户口”)，以与“土籍”相区别。

　　“蓝印户口”与“红印户口”是有差别的，而“客籍”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利于地方社会发展的身份标签。比如，“客籍”完税额与“土籍”相当，但入学和科举考试额外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入籍20年以上，二是有田粮庐墓。即使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也只能以“客籍”的身份参与县学入学考试。

　　在清代，每县县学有固定的学额，这些学额属“土籍”所有，“客籍”要按每50名学童另额取进1名入学，最多不可超过4名。考入县学成为生员，是科举制度内的最低功名，也是考取更高功名如贡生、举人、进士的必要条件，而应考者(即童生)相当多，考取生员的难度要大大高于今日考取一本的大学。

　　为了防止冒考，清代童生考试时，一律要亲书籍贯三代年貌，并要取具邻里、廪保和本童甘结(即订约互相担保)，谓之“三单”。而“客籍”童生必须在“三单”外，加用“五童互结”。于是，“客籍”童生常常冒用“三单”，以达到混入“土籍”之目的。还有一个冒充的办法，就是重资串通书吏，以便顶替“土籍”中的绝户姓氏，或暗载籍贯，借以冒考。可以想见，现在“高考移民”所想到的办法，也曾出现在那时的“客籍”童生中，目的是想抹掉他们的“客籍”身份，与一般的“土籍”看齐。

　　当然，“客籍”也在不断向上级政府提起诉讼，希望取消“三单”，出台土、客合考之政策。而“土籍”对此则进行反诉，坚持分考制度，甚至以罢考挟制朝廷。江西的土、客学额之争一直贯穿整个清代，但总是“土籍”获胜。

　　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教育公平。在同一起跑线上考试，是公平的重要体现，但愿这个问题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科举时代的“赶考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