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大公报》当编辑

　　1924年，我出生在太原，中学时代颠沛流离。我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西安、重庆。当时，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经常和一些同学到新华日报社去玩。周恩来见到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和我们聊天，问我们读了些什么书、对抗战有什么想法等；也常常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多关心社会。从那时起，我就特别喜欢周叔叔，觉得他和蔼可亲。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三岁。”

　　那时，我思想有些激进，总怕落在同学后面，落在时代后面，所以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组织，就想很快加入进去。听说地下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一个“号角社”，我就积极申请加入了这个组织。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王汉斌是我的介绍人，一直由他领导我。加入“民联”后，我和共产党员接触更多了。这个时期，我的思想进步很快，把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昆明参加进步学生集会的一次经历，军警赶来驱散学生，在急奔中我崴了脚，蹲在地上一时难以挪步。一个男青年飞跑过来，扶起我转入小巷。那一刻，我们相识了，他就是我的终生伴侣——越南归侨、西南联大新闻系学生周毅之。

　　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联大毕业后，我也回到了西安。不久，我给天津大公报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职信，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回信同意接纳我，我就到那里当了一名编辑。

　　与父亲激辩张家口

　　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的部队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

　　开始，是因为受降问题，父亲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从绥远省的归绥东进到绥东、察哈尔、热河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打了几年的仗，按理说应该由八路军去受降。而且，朱德总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让当地的八路军受降。父亲与他们发生冲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时期的合作友军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却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危，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

　　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

　　当时，我就抓住了两件事对他实施“猛烈进攻”。一件是轰动全国的五原战役：1940年3月至4月，父亲率部在五原战役中，取得了击毙日军水川中将、歼敌3700多人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的慰劳。4月6日，蒋介石发来贺电，并宣布授予父亲“青天白日”勋章。对此，父亲于5月22日发表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辞呈表面看是推辞功微，不能拜领，实则是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第二件事就是我抓住了父亲说的一句话：“抗战胜利后，我要‘解甲归田’。”我批评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说“解甲归田”，行动上却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先锋。

　　我那天所以用这两件事来“进攻”他，就是想说明父亲抗日是真心的，对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华丽辞藻为掩护、行“剿共灭共”之实的蒋介石的勋章，不是笑脸相迎，而是冷眼相观。可是到了解放战争，父亲的态度变了，变成了“戡乱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并且不分青红皂白，把打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一方，为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开脱。

　　由于我的话有些说得太尖锐，把父亲激怒了。他说：“你刚刚走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你知道吗？爸爸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费尽了多少心血才经营了这样一支军队?要想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烧杀，就需要枪炮子弹、军饷军粮，这些东西靠谁供应？只能靠我心里非常不满意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八路军抗日，不也需要国民党政府供给吗？我打了胜仗，蒋介石要给我授勋，我坚决辞勋，不给蒋介石好脸色，不就是表示对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灭共的政策不满吗？抗日胜利后，我又连续提出辞呈，也是对蒋的对察绥军奉行的‘排斥、渗透、控制、互解、吞并’等一系列政策的抗议！我不会忘记，时时警惕着蒋想利用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充当他们的鹰犬，去咬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百姓。所以，我所带的这支部队，是在控制与反控制、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中逐渐壮大的，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

　　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对父亲触动很大。事后，我从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经过认真思考，对这些人说：“这样再打下去，我们即便战死在疆场，也不会有人来为我们收尸！”

　　大公报社成平津地下党联络站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一天，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同志对我说：“经过我们对你多年的了解与考察，党支部根据你的申请，决定发展你。你写个自传，明天下午在宿舍里等着，会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把自传交给他，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过组织生活。”

　　当天夜里，我加了个班，写到深夜3时半，才把自传写完。晚上激动得睡不着。第二天下午，我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取自传人的到来。突然，敲门声响了，进来的人使我大失所望，原来是我正在谈恋爱的男朋友周毅之。我大失所望，正想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却一眼看到了他手持作为暗号的报纸。我怎么也没想到，来取自传的就是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当他说明来意后，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从1946年底到1948年秋，平津地下党的同志们不断到天津大公报社找我，多数是开个“路条”到沧县泊镇去，因为当时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的刘仁同志在那里。所以，我每次回北平都要想法多拿点华北“剿总”的便信笺。有这么一张信纸，陈塘庄附近的国民党岗卡见了就放行。有时这些同志缺少路费，我就为他们凑足。那时，觉得为党、为同志做一点事，心里特别痛快。

　　在父亲身边“卧底”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一把把我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我将观察到的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我和佘涤清接头不久，由于我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还以为我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便对我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新党员，与佘又不像与李定等同志那样熟，也没敢问，就照佘说的办了。这就是我第二次入党。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3日，蒋介石来电，要我父亲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那天，李世杰参谋长、张濯清总参议等，都劝他不要亲自去，让李参谋长代去，怕蒋把他扣在南京，不让他回来。这天夜里，我就在父亲的屋子里等他回来，想从父亲的言谈中探出点情况。

　　父亲回来后，嘱咐我说：“我明天去南京开会，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特务们盯你的梢。”我问父亲：“开几天会？什么时候回来？”父亲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事，你不该问。”这时，我想，父亲去南京开会，肯定与平津的战局有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学，他非常关心我，也十分关心你。他说，战争的形势发展这样快，你父亲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并肩作战，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希望与你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我父亲一听，马上反问：“你说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你可别上当，要碰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我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他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我说：“是毛泽东派来的。”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注意你的。”

　　父亲致电毛泽东求和

　　1948年11月7日，父亲从南京开会回来了。开始，我看他的情绪还算正常。没过两三天，他又在屋子里踱起步来，或者一个人单独坐在那里考虑问题，饭也吃得少了，我知道他又遇到了难题。于是，我就用话套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从段那里，我知道了9日中午，他请杜聿明吃了一顿饭，不知二人谈了些什么。10日，他到孙连仲官邸去看了卫立煌，并把蒋介石给他发来的让他扣留卫立煌的电报，给了卫立煌。由此我想到，父亲肯定是在考虑前途问题。

　　连续几天，我在向佘涤清或崔月犁汇报上述情况时，他们都对我说：“11月8日、9日，山东《大众公报》连续发表了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王耀武的《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书》，11月15日王耀武又亲自在山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你父亲要是知道了王耀武讲话的内容，肯定会有反应，会有新的决策，我们希望他向有利于和平解决平津战事方面决策，你这几天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11月17日早上，我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说；“近日你与那位同学见面没有？他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接触中有没有让你生疑的地方？”我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产党，是毛泽东派来的！没有让我生疑的地方。”父亲说：“那好，我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请他帮我办一下？”“能！当然能！”我回答。于是，爸爸说：“请他替我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我说：“好！”我准备去拿笔、纸时，父亲有些生气地说：“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于是，父亲口授了两遍，又让我复背了两遍，没有错误，这才罢休。电报的原文大意是这样的：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

　　毛泽东“元旦六条”解除父亲疑虑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第二天，父亲就派了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导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去了。

　　25日凌晨，中共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在里面。这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文件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刚要说什么，刘厚同老先生来了，他说：“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

　　父亲说：“人家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说明情况再谈嘛！”“人家要的条件，是让我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死去的郭秀山(即郭景云)，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对你讲了，什么叫忠，关键是要忠于什么人。”

　　刘老对父亲说，文化古都不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军四面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接受和谈条件，平津免遭战火破坏，人民会感谢你的。

　　1948年12月底的一天，父亲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他们一起去看望马占山将军。他们三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拜了把子。邓伯伯来不久，就与崔月犁接上了头。崔月犁告诉我说，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他下决心与我们党合作了。我听了，特别激动，父亲能走到这一步，有我一份功劳在内。    （据《纵横》）

　　核心提示

　　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各路大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此时，有四人为了争取傅作义起义作出重大努力，他们分别是: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现名傅冬）和阎又文。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表文告，宣布自22日开始停战，属下守城军队撤离市区，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