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楼东头的一幢二层小楼，是中南海多数孩子都熟悉，都能讲出相关故事的一个地方。

　　门厅北面是厨房，也就是后来的西小灶。南边，用如今的话说可称为多功能厅，当年就是既做餐厅，也当会议室，还用作娱乐场所，数功能并举。

　　1959年以前，在此吃饭的有几家，刘少奇家、朱德家、彭德怀家、杨尚昆家，邓小平家有时也来这里吃饭。其他的人家，多是把饭菜打回家去吃。偶尔，例如过年过节的时候，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会来这里聚餐。

　　在西小灶吃饭的几家中，人口最多的是朱德家。50年代中期以后，朱德女儿朱敏的孩子健健、窝窝陆续出生了，朱德和康克清也把这两个外孙，留在中南海里抚养了一段。加上早在这里的朱援朝、朱和平，以及从四川老家接来的孩子，就有十多个人了。

　　一旦朱德老两口带上这十多个孩子，一张桌子就挤不下了。那热闹的场面，堪为中南海西小灶的壮观一景。同在这里吃饭的刘源说:“朱老总家人若是聚齐了，就得坐两大桌子，上菜都得用盆端。”

　　因为朱德家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朱德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在小餐厅，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的餐桌，跑到朱德一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子里的，拈点那个盘子里的，嘴里一面嚼着，一面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

　　纯粹就手艺而言，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的厨师，都有自己的绝活儿。而且谁家做了师傅最拿手的菜肴，都会主动地招呼其他家来共享。

　　杨尚昆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哪儿有他哪儿就特别热闹。他比朱德小21岁，在和总司令开玩笑时，还是很注意把握分寸的，可当朱琦来吃饭，他和朱琦逗乐的时候，便没了顾忌。

　　每当杨尚昆得到或买到什么稀罕的玩意儿，就会拿到西小灶餐厅里来，给大家展示。1964年，上海首次试制出比肥皂盒略小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是熊猫牌的，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的。因为此前，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曾送给朱德一架非常高级的日产半导体收音机，有一个旅行包那么大。(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

　　每当放映电影的时候，来看的人还是不少的，通常是住在西楼附近的人家和在西楼工作的干部。临开映前，在门厅买票入场，不论什么片子，放一部还是两部，都是两毛钱一张票。

　　放映厅的地板是木质的，只是在沙发前铺有地毯。多数男孩子看电影，从不老实地坐后面的椅子，他们觉得坐后面看效果不好。前面的大沙发都知道是为谁摆设的，即使没有首长来，也不会去坐。所以，孩子们通常都趴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

　　沙发前的这块地毯，是孩子们平等相处的见证。不论是谁家的孩子，只要想在前面看电影，就都在这块地毯上打滚儿。刘少奇的孩子、朱德的孙子、李富春的外孙子……无不如此。放映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晚，因片子比较长，电影结束时，地毯上躺了一片睡着了的孩子。

　　在此看电影次数稍多的，有刘少奇一家、朱老总一家、董老一家、邓小平一家、李富春和蔡畅。和在春耦斋一样，杨尚昆此时成了西楼电影院的常客。

　　田家英的女儿曾立和曾自说:“在西楼看电影老碰到杨尚昆，一碰到他，他就拍着沙发对我们说:‘快去叫你们的爸爸来看电影，别一天到晚老写啦。’”

　　王稼祥夫妇，是到西楼电影院看电影次数最多的首长之一。他们夫妇给人的印象是从来也不坐第一排沙发，而是坐第二排。再有就是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朱仲丽的打扮印象深刻。

　　她总烫着发，略施粉黛，衣着也比较洋气，也许是在外国做大使夫人要讲究这一套的缘故吧。在中南海里平日像她这样打扮的夫人不多，与康克清、任弼时夫人、董老夫人、张际春夫人、胡乔木夫人比，就显出差别。“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特别丑化王光美，实际上王光美的朴素大方，在中南海里倒是很突出的。

　　并不是每个片子，都让孩子们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如果不打仗、不抓特务、也不逗乐，男孩子们就该环顾左右而自寻其乐了。那时几乎每个男孩子都自制有崩弓枪，对电影没情绪的时候，就用崩弓枪制造情绪。

　　他们崩放映机射出的光柱，黑色的小点子在光柱间飞来飞去；或把画面上的某个人当假想敌，一起射击，于是在前排的人就会听到银幕发出“噗噗”声。

　　偶尔他们也会恶作剧，向观众射击。一次，刘少奇来晚了，他弯腰向前排的沙发摸的时候，有的孩子就向他射击了。那是冬季，刘少奇穿着呢子大衣，纸弹打在身上他并没有感觉。可警卫人员听到了声音，四下搜寻起来。刘源这才发现，被击中的是自己的父亲，连忙悄声传话:“别打啦，是我爸！”

　　在西楼电影院里，还发生过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事情。这里要说到中南海里孩子重名的故事。田家英女儿曾立的小名叫小英；陈伯达的一个女儿，小名也叫小英；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际春，也有一个女儿小名叫小英。

　　一次电影开映，因为孩子都没有老老实实地和家长坐在一起，一位妈妈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小英、小英”地喊了起来。这下可好，三个小英不约而同地从地毯上爬了起来，齐声答应:“哎！”把在场的人都给逗乐了。

　　新中国初建时，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常以插空安排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消除疲劳。

　　舞场上的焦点，是几位最高领袖和他们的妻子们。所以一追溯春耦斋的舞会，孩子们就会记忆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时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舞场上的朱老总，常穿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习惯穿黑色软底布鞋。他的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蓝色便服。他们俩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面带微笑，人们形容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

　　已经是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

　　9时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他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朱老总的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来时一样悄然退场。

　　刘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有时舞会还没有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在舞场的刘少奇也常常是一脸的严肃，对此连孩子们也发现了。跟着叔叔、阿姨们学会跳舞，听到春耦斋的音乐就忍不住要去凑热闹的周秉德，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跳过舞。她说刘少奇：“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

　　毛泽东一般也是在开场以后才到，但有时他到得很晚，要10点钟左右才来。

　　如果乐队得到毛泽东就要进舞场的通知，音乐就会戛然而止，场内的灯光也会全部亮起来。到舞会次数多的人，遇到音乐突然停、灯突然全部亮起来时，就知道是毛泽东要进来了。

　　毛泽东的到来，往往能使舞场的气氛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场面的热烈，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的变化。正如一位舞会参加者描述的那样:“舞场的气氛也更活跃、更庄重，满场的人都兴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却听不到任何嘈杂、喧哗声。”

　　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浏阳河》。乐曲响起来，毛主席就带着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纷纷随之下场，舞会渐渐进入高潮。

　　关于毛泽东的舞姿，我们还是听听做过毛泽东舞伴的人们的评价吧。

　　“毛主席的舞跳得极其有‘份儿’的，他把陕北大秧歌和类似迪斯科的动作融进了交谊舞中。这在50年代的交谊舞中是很少见的，纯粹是毛泽东特色。”

　　人们对舞场上的毛泽东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几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个头甚至一个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长腿大步。